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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有“改革六十条”   

2013-11-16 08:11: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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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改革六十条”?因为,顶层与基层达成改革的共识之后,最大的阻力来自中间---积重难返的中间层,他们远比顶层保守又远比基层凶狠。所以,中国的改革,往往需要“顶层设计”---非如此而不能摧毁中层阻力。并且,顶层的设计必须在各领域各主题有足够明确的改革方针,否则就被中间层扭曲,用来维护或强化既得利益。

为什么改革动力只能源于基层和顶层?因为社会矛盾最终集结为顶层感受到的政治压力,中间厚重的官僚群体本质上只有压力上传和下达的功能。

事情当然远比上述的,复杂许多。例如,顶层的结构,我的观察,不是铁板一块,从来不是。尤其因为,中国的政治从来不是规则政治而是人情基础上的政治,犹如中国的理从来不是“法理”而是宗法基础上的“情理”。所以,中层的利益派系必定要反映为顶层关系---“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我常想的一项研究工作,与口述党史密切相关,采取的方法,称为“网络社会科学”方法。这样,我们可能更科学地描述权力结构及其代际变迁。

在很多年里,我记得第一版《美国与中国》的结尾处(但目前的版本都没有这一结尾),费正清写过一项预言:中国两千年政治传统的最沉重包袱就是官僚政治的包袱,很难相信目前的政权能够长期回避这一问题。可惜,我始终找不到这段文字,以致我必须怀疑它是否存在过。好在它表述的这一判断,十分真切。例如,王亚南写过《中国官僚政治》,费孝通和吴晗写过《皇权与绅权》,都可支持这一判断。尤其是皇权与绅权的探讨,让我们有足够理由推测,乡绅阶层的消失极大强化了官僚政治的官僚性。因为,绅权代表局部利益,以往的政治,有许多冲突着的局部利益,通过绅权上传至顶层。宗法基础消失之后,法律---它要求“齐一性”---倾向于取消局部利益,而齐一性的最佳执行者就是官僚---俾斯麦意义的“好官僚”(而不是贪腐官僚)。因此,中共改革需要破除的官僚阻力,远比以往的政权要强大许多。也因此,任何“六十条”,看起来都是必须的,比任何简约但符合“法”的消极本质的“十条”更符合中国政治状况。

最后,或许我要引述休谟政治哲学的一项基本原则:两害相争的时候,受害者受益较多。所以,与一种威胁相比,我们希望引入与它竞争的另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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