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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国(包括中国)收入不平等的长期研究报告2010年 及财新传媒12日关于……  

2010-02-09 19:19: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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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两张图,转自2009年J B Clark 奖得主 Saez 的新作,即将在JEL发表。

这两张图表明:(1)一百年以来,各国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呈现库兹涅兹“U”型曲线,(2)但是,总趋势是向着更平等的方向改善的,(3)主要的改善因素是,最高的千分之一收入的结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以“物质资本收入”为主,转变为20世纪末期以“人力资本”收入为主。

感谢网友“德里克”的提醒,下面增补上图的数据说明:

   这就说明,我们(西方、拉美、印度和中国)都已经进入“知识社会”或“人力资本的时代”。劳动报酬的主要构成,正迅速从简单体力劳动的报酬转变为德鲁克所说的“知识劳动”报酬。

   中国人口红利只有三年就将完全消失,我们已经来不及补偿以往人口政策过于严格而过早形成的“人口黑利”对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的老龄化负担。我们大约只有十年时间,彻底改革我们的教育和卫生保健体制,争取时间,尽快将目前占劳动人口最大多数的简单劳动力转换为人力资本含量更高的劳动力。如果政府不励精图治而只是颁布越来越严厉的所谓“劳动合同法”,后果将仅仅是制造通货膨胀的压力,对经济效率的提高没有任何好处。我称这样的政府行为是一种“身份幻觉”,应尽快破除这一幻觉,将政府注意力转入远比颁布几百部无效法律更艰苦的改革我们的教育和卫生保健体制的领域。

   在冷静考虑过整体图景之后,我为《南方周末》写了一篇短文,结尾部分,提出了改革的大致方向。

 

下面转贴“财新传媒”2月12日采访报道稿:

宋晓梧:要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必须赋予劳动者有组织谈判的能力

  【背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收入份额偏低,一直是中国扩大内需的瓶颈制约,同时也是造成近年来诸多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

  目前,中国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的11%左右。而在上世纪80年代,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的17%左右。也就是说,20年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了近五个百分点。目前中国GDP总计30多万亿,降低五个百分点,就意味着1.5万亿元的收入。

  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逐渐显现。当时主要表现在垄断行业收入过高。1996年后,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成为社会矛盾的突出问题。

  2003年后,中国决策者提出“科学发展观”,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提高劳动者收入。比如免征农业税、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为农民工讨薪、加强劳动执法等。但从根本上来讲,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目前看来,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有四: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太大;二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太大;三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太大。四是公务员队伍和国有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也相当大。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财产性收入上。

  据2008年官方统计数据,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民的3.4倍左右,如计入社会保障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会高达五到六倍,这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同时,从世界经济史上看,中国收入分配从平均主义到差距悬殊,速度和时间也是最快的。

  那么,如何有效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呢?

  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收入分配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集合。要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必须赋予劳动者有组织谈判的能力。

  劳动力作为一种要素,其价格当然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跟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市场有两大特殊性:第一,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第二,政府主导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工资一般就容易被压低。而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增长,为招商引资,不断压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劳动者收入就会更低。

  宋晓梧认为,劳动力在市场交易时,永远不能离开其所有者——劳动者。严格意义上说,劳动力根本不是买卖的问题,而是个租让问题。劳动力要素和其他要素很不相同的一点是,劳动者是社会人,他有政治地位。

  劳动力的独特性,对收入分配有什么意义呢?宋晓梧认为,劳动力要素要通过劳动者组织工会,与资方谈判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在目前,农民工自发组织工会并没有法律空间。从国际经验看,有组织的劳动力市场与无组织劳动力市场相比,工人工资要高15%~20%。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会组织,但在各种重大劳资纠纷中,作用发挥得远远不够。如果不能强化工会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能,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不完善,提高劳动者收入就很难。在历次矿难中,人们没有看到工会组织发挥了应有的职能。

  宋晓梧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政府应该倾向于劳工,更重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而目前各级政府实际上更倾向资本。一些经济学家说,工人工资不能高,否则会影响国际竞争力,还说农民工社会保障不能搞。这是错误的看法。

  宋晓梧认为,对中国1.5亿农民工,一定要按真正的市场规矩办事。第一,目前农民工干同样的工作,却比城市人少拿一半工资。这是就业歧视,完全违反市场公平竞争规则。第二,劳动力应该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劳动者可组织起来,与需求方谈判,维护自己的利益。第三,在新一轮城市化中,各地政府应尽快农民工享有工伤、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社会保障,实现公共服务的“全覆盖”。

  (记者 贾存斗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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