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汪丁丁的博客

 
 
 

日志

 
 
关于我

著名学者

网易考拉推荐

丁丁12月20日、28日、1月7日关于中国劳动工资和资本问题发表的三篇文章 及白重恩和郭树清的文章  

2010-02-03 06:00: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为充分论证去年7月和8月间我在“哈耶克学会”内部激烈讨论中表达的对孙中山“节制资本”和“扶助工农”这两项政策的同情,我从去年12月20日到今年1月7日在《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和《第一财经日报》的评论版分别发表了三篇文章,呼吁经济学家关注中国的劳动工资问题。这三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劳动工资问题”、“再谈中国的劳动工资问题”、“资本,资本市场与人力资本”。此外,还有三篇文章“劳动与资本”、“劳动、劳动力与劳动力市场”、“工资超常增长以补偿计划生育的负面效应”,分别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南风窗》和《南方周末》的评论版。最近,我很高兴地看到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发表文章探讨中国劳动收入问题。我转贴其中的两篇。我仍坚持我在一系列文章里发表的看法:执政党必须克服自己的“身份幻觉”(最坏的例子就是“劳动合同法”),允许和保护劳动者自由联合与罢工的权利,尽快建立劳动抗衡资本的社会机制,同时,尽快建立公共领域抗衡官僚政治的社会机制。作为一种支持,我转述吴敬琏和秦晓最近发表的看法:

中国应该做什么?吴敬琏认为,最重要的是四方面问题:第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第二,要切实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三,把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第四,归根到底,要建立宪政民主。

秦晓:中国改革的步伐明显放缓,进入了“改革疲劳期”,其背后原因是缺乏动力和共识。走出"疲劳期”不仅需要动力,还需要广泛认同的“改革议程”,即对问题的判定和解决问题的出路。

 

郭树清的文章(转自《财经网》):

中国崛起使资本不再成为稀缺资源,这可能是过去十年最大的事件


  现代经济的发展和过去的经济非常不同。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主要是资本、土地、劳动力三要素投入的结果。当然,经济学家也看到了技术的作用,但是把技术、科技进步放在资本基础之上,因为资本可以推动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可以促进资本的增值。还有一种观点是,把劳动力看作最活跃的要素,它代表着科技进步。

  但是,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演进中,这三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不同经济体的表现差异,世界上很多国家经济差别很大。由此,经济体制管理的重要性凸显。吴敬琏曾提出制度重于技术的观点。制度肯定比较重要,但是,更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是,资本不再是稀缺资源,而且在发达国家,金融业并不必然总是经济的核心。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发展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工业制成品价格持续加速下降;第二,能源原材料价格稳步上升;第三,资本不再是稀缺资源。

  20世纪,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是稀缺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新古典经济学派,从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到后凯恩斯主义,都认为资本是稀缺的。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就有一句名言:如果资本充裕,企业家精神旺盛这两点具备,资本主义就会自动转入社会主义。马克思曾阐述过一个判断,如果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超过工业,即农民使用的固定资产超过工业,超过工人,那绝对地租就会消失。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便是,资本要是不稀缺,土地自然资源就不会那么稀缺,社会财富就会极大丰富,资本主义剥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可能不会存在。

  然而,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变革,物质生产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动化、信息化使得制造业生产过程不断被简化,劳动生产率爆炸式增长。例如,今天一家工厂可以相当于十年前100家工厂,甚至1000家;一家公司的产量可以超过几年前一个中等国家的产量;从各个制造车间可以分离出企业,甚至转移到全世界,最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建立起使用最先进设备的工厂,全球的运输和通讯费用直线下降,跨国的海运价格甚至低于很多国家国内运输的价格;在发达国家,农民也有生产资料,特别是农机设备;在美国一台卡特彼勒拖拉机可以管理2万亩土地,农民资本有机构成肯定超过工人。中国也已经出现这样的现象。

  而在服务业中,挣钱最多的人是资本占用最少的人,像律师收入很高,歌星、影星挣钱最高,更不需占用资本。所以,他们占用的资本与获得的收入成反比。由此可见,物质产品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的转换,同时也是非物质的服务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的转换,消费、投资、储蓄的模式不可能不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趋势曾在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乃至于亚洲“四小龙”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新兴国家储蓄比较多,但是,只有中国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改革,中国每年平均提供的资本流出量在4000亿美元左右,所以,中国崛起使资本不再成为稀缺资源,这可能是过去十年最大的事件。

  印度的情况正好与中国相反。印度的发展对资本依赖很小,而且资本非常短缺。这从反面证实,如果印度能够运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其资本短缺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

  所以,现代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是六大因素:制度安排、土地和自然资源、人口和劳动力、实物或货币形态的资本、知识财富或人力资本、生态财富。而所谓生态财富,就是自然条件未受损害的常态,可以用保持环境清洁所需的物质投入来衡量。

  总之,随着这些特征的出现,生产方式会发生根本性变革。虽然,发达国家跟不发达国家情况不同,但是,至少变化的实质是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已经或正在让位于非物质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在新的生产方式中,消费和投资的概念都需要重新定义,这包括储蓄和投资关系的重新定义。■

  (郭树清为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

  

白重恩的文章(转自《财经网》):

近期,中国经济持续回升,但是中国居民消费和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却不乐观。我们仔细分析了相关的居民消费和收入的数据资料,得出几个结论:一是居民储蓄倾向并没有显著上升;二是居民储蓄所占比例也没有显著上升;三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下降,也就是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不断下降。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下降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下降,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居民购买收入在减少,这是由于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再分配过程减少了。通过分析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资金流量,我们发现,1996年至2007年间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了10.93个百分点,其中有4.6个百分点是劳动者报酬下降造成的,财产性收入下降,再分配过程中个人所得税增加,经营部门收益下降,社保缴费等也是重要原因。

  据统计资料显示,从1978年至1984年,劳动者报酬在略微上升,而1984年至1994年的数据在波动中略降,1995年之后是大幅下降,1995年至2007年间下降12.45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至2004年间下降尤为突出,劳动者报酬骤降5.25百分点。在其他年间,即使把这个5.25个百分点拿掉,劳动者报酬占比仍然是下降,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改变,产业结构从农业向服务业转型,这一部分的改变是劳动者报酬下降61%。

  剩下的39%的下降份额来自哪里?我们利用工业部门的企业投资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得出两个主要结论:一是国有企业改制。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收入占比要高于其他非国有企业劳动者收入占比,国有企业所占份额降低了之后,整体劳动者报酬占比就下降了。二是工业部门市场垄断程度的增加。随着市场垄断程度的增加,劳动者报酬也在下降。此外,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劳动中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等。

  很多学者认为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是因为劳动者话语权的减弱造成的,可是我们发现这是政府政策支持的结果。据审计数据显示,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劳动者收入占比反而相对偏高,对外开放程度不够的地区,而劳动者收入占比偏低,所以,这也是劳动者收入下降的原因。此外,税收的增加,也会使劳动者收入下降。

  如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第一是避免一种倾向:不考虑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内在关系,简单地利用法律手段或者行政手段来提高工资。这样做不但不会达到增加劳动者报酬的目的,反而会减少就业,抵消劳动者报酬的增加份额。第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劳动者报酬收入的占比发生变化,而服务业的劳动者收入占比高于工业,所以,如果服务业发展得更快,劳动者报酬就会相应地增加。第三是减少垄断,放宽行业准入的领域。第四是减少税收。第五是提高利息,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第六是在再分配阶段,增加国有企业的分红,降低居民的社保缴费率。■

  (白重恩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

下面转贴我自己的文章,2009年12月20日由编辑周晓贇在《南方都市报》评论版发表——“中国劳动工资问题”:

 

中国劳动工资问题

汪丁丁

 

      几年前,我写文章详细讨论过这一问题。现在,在中国面临着的若干深层问题中,我们看到,一方面,劳动要素的价格被普遍压低,另一方面,教育和医疗的费用迅速增加。从而,中国的体力劳动者及其后代难以转型成为更具创造力的“知识劳动者”。于是,在发展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正以不容忽视的概率滑入“劳动的低水平循环”。

      通常,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社会里,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随着经济增长,可逐渐从百分之三十增加至百分之七十。在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停滞在大约百分之三十的水平。或许,在高科技行业,由于劳动要素的主体是“人力资本”,故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可维持或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水平。然而,任何一位克制了来自左的和右的意识形态偏见的经济学家都应承认,在我们周围,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严重低于可比较和可想象的一般均衡水平。

      劳动要素的价格被严重低估,这一现象,我认为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密切相关。我曾以“身份幻觉”为标题撰文讨论过执政党背负的“革命包袱”,我建议我们的正在迅速官僚化的执政党,祛除“镰刀斧头”身份幻觉,主动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代言身份转让给劳动者自己选择的政治家或政客,允许劳动者自行组织工会和农会,并公正地维持“劳动-资本”抗衡机制。

      北京出租车司机的劳动保障及收入问题,多次成为“两会”代表的议案主题,却至今不能有所缓解。最近,“油价”向上调整至事前公布的阈值之后,政府发放的“油补”不再增加,取而代之的定价方式是当乘车距离超过三公里时追加一元“油补”。初步调查显示,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将因此而下降百分之十或更多。此前,北京出租车司机曾自发组织过至少三次罢工,以抗衡出租车公司的盘剥。当然,由于缺乏“合法性”,劳动抗衡资本的行动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其他地方(或许去年重庆的罢工行动是唯一的例外)都以失败告终。

      在建筑业以及农民工最容易进入的那些行业,劳动保障及收入问题也多次成为公众议题并引发了国务院的直接干预(所谓农民工工资的“白条”问题)。此外,还有诸如“打工子弟学校”和“开胸验肺”这样的旨在“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议题,在健康的市场社会里原本不会发展为“公共事件”。因为,那里已经形成了合法机制,使劳动能够集体抗衡资本,从而劳资双方能够及时地化解冲突。

      劳资抗衡机制的缺失,对任何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而言,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简单运用广为人知的“科斯定理”吧。这一定理宣称:当谈判费用可以忽略时,不论法律将污染权指派给污染者还是被污染者,最终,基于污染者和被污染者的谈判过程,污染排放的程度总归是会符合效率原则的。换句话说,当制度费用可以忽略不计时,资源配置(包括对资源的“污染”)总可以达到“最优”。

      理解科斯定理的关键,也是这一定理广泛被误解的关键,在于真实世界的谈判费用不可忽略。试想一位农民工站在建筑工地最高点打算纵身跃下,以“自杀”这样一种极端方式,只是要向资本方和监督劳资双方事前达成的契约或“隐契约”条款的第三方(法院、政府、黑帮或公众舆论)发出一个“可信的”简单信号:“你应立即发放欠我的工资,否则我就难以生存了。”为了使信号“可信”,他不得不自杀。假如谈判费用很高从而压根不能被忽略,那么,科斯定理意味着,制度将影响资源配置。不过,由于“制度”这一概念包含着至今无法澄清的许多问题,还由于“制度费用”和与它等价的“交易费用”,在科斯定理所设的污染权讨论中难以与“谈判费用”相区分,由于这些困难,科斯定理被广泛误解了。

      劳资抗衡机制,例如劳资双方关于工资的定期谈判和谈判破裂时的罢工活动,是一种制度。这一制度“缺失”,就意味着劳资双方的谈判费用太高,以致不存在这样的谈判过程。这时,科斯定理表明,政府将权利指派给哪一方,对资源定价是至关重要的。遗憾的是,如前述,由于执政党的身份幻觉,劳动者集体行动(罢工)的权利受到了压制,从而,借助政治势力盘剥(污染)劳动的权利事实上被指派给资本方了。基于这一事实,我相信,任何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会指出:那么,在市场的均衡状态中,劳动要素的报酬很可能被低估。

      以上推测更意味着,在中国,资源配置的均衡状态很可能浪费了劳动要素(因为工资偏低),从而,在“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生产函数中,资本要素获取了偏高的利润率,土地要素很可能也获取了偏高的地租(因为自然资源与资本品之间通常有较强的互补关系)。

      最后,上述观点或可用来解释目前普遍存在的地产业(基于土地与资本的互补关系)利润偏高和制造业“产能过剩”(因为偏高的利润率可诱致过多的投资)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

      我写这篇短文,旨在唤醒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良知和他们的本土学术自觉。

 

下面这篇丁丁文章由编辑徐以升发表于2009年12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评论版,“再谈中国劳动工资问题”,不过,发表时有许多错误,我这里贴出正确的文稿:

 

再谈中国的劳动工资问题

汪丁丁

 

      经济理论的任何应用都是政治经济学而不再仅仅是经济学。数日前,我写了“中国劳动工资问题”。这篇文章可能引发的争议之一,我推测,是关于“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基本性质的判断问题。这一争议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不是新的。凯恩斯在1930年代草创宏观经济学体系时,已遇到这样的争议。思想史资料表明,凯恩斯始终怀疑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机制是否满足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基于这样的怀疑和经验观察,他构思了“非自愿失业”概念。不错,对一位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而言,失业难道不总是“非自愿的”吗?谁愿意失业呢?经济学家明白凯恩斯理论的新异之处,只要他们承认劳动力市场是竞争的并且竞争均衡存在从而失业应是自愿的。

      大约六十年后,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索罗(R. Solow)写了一本抨击芝加哥学派宏观经济学的小册子,他的合作者是当时剑桥大学经济系的掌门人,哈恩(Frank Hahn)。作为阿罗(K. Arrow)“一般竞争分析”的合作者,虽然还未得到诺贝尔奖,哈恩在理论经济学界的名声绝不亚于索罗。在1970年代成为经典的《一般竞争分析》,旨在以更多来自经验世界的命题补充阿罗和德布鲁(G. Debrue)在1950年代阐述(并因此而得到诺贝尔奖)的“一般均衡理论”。

      劳动和资本,自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以来,常与“土地”一起被列为宏观经济的三大要素。不过,1990年代以来的学术风格,要求宏观经济学家为自己的模型提供微观基础。于是,每一宏观模型的最难以回答的所谓“集结”问题就从理论的转化为实践的了。大量微观变量怎样被集结为宏观模式?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取决于研究者的视野、态度和政治立场。正是由于微观基础的不同集结过程,产生了诸如“两个剑桥之争”这样有强烈差异的宏观理论分歧。

      两个剑桥之争是一场延续十几年的关于资本理论的争论,它也标志着经济学主导地位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随着这一转移,凯恩斯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可疑性质的论证也被主流经济学家遗忘了。今天,中国的发展,我认为,再一次提醒中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真知灼见仍值得关注。

      这篇随笔的篇幅,根本不足以如斯蒂格勒(J. Stigler)那样深入探讨围绕“市场竞争”概念发生的经济学思想争论。简而言之,竞争与合作,是至今(在脑科学和经济学的共同领域内)未能严格界定的两大基本概念。不论是竞争还是合作,这两概念获得清晰界定的前提,也是微观经济理论的前提,称为“自愿主义”原则。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理解“自愿”?例如,奈特曾明智地指出,劝说,是一种形式的强权或操纵。可是,经验表明,人们的选择极少可以不经任何劝说而变得更加理性。理性选择,在真实世界里总是与学习过程密切相关的。哈耶克说,我们从我们的传统习得理性而不是“理性地”选择了我们的传统。

      在我们周围,依照凯恩斯的方法,让我们询问这一问题:是否存在着“非自愿就业”?首先,就业是自愿的,如果劳资双方签订并执行的雇佣合同规定了双方自愿遵守的工资和劳动条款。所以,就业不是自愿的,如果上述条件不成立。见诸报章的消息表明,我推测,在中国社会,非自愿就业相当普遍。这一点,需要论证。

      我之选择方案A是自愿的,如果我可以不选择A。假如我不能不选择A,例如,我不能从企业A转换工作到企业B而且我不能不工作,那么,一位旁观者将无从确认我的选择是否自愿。与这一论证密切相关的是广泛见于中国社会(香港和大陆)的这样一种现象:转换工作以求更高工资。事实上,餐饮业和其它服务业(发廊、旅馆、文秘、以及金融业)的人员流转率远远高于正常(大约每年20%或更低)的水平。

      为什么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员工必须超常地“跳槽”以增加收入?难道换工作的成本比和自己老板谈判的成本更低吗?换一角度问同一问题,如果一个社会里几乎不流通各行业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行情,雇主是否要花费远比培训新雇员更高的成本才可获得真实工资的行情?这两个问题可导致凯恩斯当年持有的深刻怀疑:劳动力市场是否足够完备甚至是否成为“市场”从而关于劳动力供求的信息能够充分流通?

      部分地由于引入外资和资本优先的工业化政策,部分地由于转型期社会公共管理的病态性质,在发展中国家,与劳动相比,资本更容易与本土政权结成“强强联盟”,故而劳动(基于自由工会和罢工威胁的可信性)与资本的谈判,往往不合法或成本极高。此外,在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因招商引资而形成的竞争意味着,如果一地的资本市场受限制程度太高,资本就会流失到其它地方。与此相比,劳动力在各地之间的流动,不仅有政府限制而且有来自家庭和来自移入地居民的阻力,从而远不是自由的。这也意味着关于劳动供给和需求的信息远不能免费流通。物质资本的占有者,基于资本市场价格信号的协调,天然地就有结盟机会,而劳动者则天然地处于分散状态。

    工资偏低,在上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雇主缺乏搜索工资信息的积极性。当我的雇主不愿支付较高成本以了解我是否能够获得更高收入时,当我不愿或没有适当方法让雇主相信我可以获得更高工资时,我转换工作。否则,我的就业是“非自愿就业”。

 

下面这篇丁丁文章,由编辑唐学鹏发表于2010年1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版:

 

资本,资本市场与人力资本

汪丁丁

      至今,“资本”概念仍主要指物质形态的资本。在这一领域,经济学尚未走出它的古典时期,虽然经济学家贝克尔(G. Becker)十几年前在胡佛研究院撰写了宣言式的文章“人力资本的时代”。而且,比他稍早,德鲁克(P. Drucker)提出了“知识社会”这一观念。在人力资本的时代,真正重要的资本不再是物质资本,而是由德鲁克定义的“知识劳动者”所承载的知识,或“知识资本”。

      二十世纪初叶,经济学家费雪(I. Fisher)将“资本”定义为任何能够在未来产生“现金流”(cash flow)的事物。此后,对经济学家而言,资本概念可以涵盖资本的任何形态,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费雪的这一思想,我认为,对希克斯(J. R. Hicks)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建立的并在后来为他带来诺贝尔奖的资本理论有重大影响。费雪-希克斯的资本概念明确地包含“时间”因素,我必须指出,这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影响——在费雪和庞巴沃克(Bohm-Bawerk)之间有过长达十年的关于资本问题的论战。

      这样定义的资本,它的价格,费雪论证,应等于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并且,费雪指出它的贴现值敏感依赖于它的贴现率。沿着费雪的思路,形成了今天被称为“金融学”的这门学科。在金融学里,费雪定义的资本,被称为“资产”(asset),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资产是“IOU”(口语“我欠你的”缩写),于是意味着人情世故和社会关系可被纳入资本理论。根据因金融学贡献成为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托宾(J. Tobin)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撰写的条目,“金融资产”就是可转让的“我欠你”。

      一项金融资产的价格,只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关于各类可转让的“我欠你”的市场里才可能被揭示给观察者。基于上述的费雪思路,这当然也就意味着,首先,一项资产的贴现率,只有通过金融市场才可能被揭示出来。其次,回报率相同的全部金融资产的集合,可根据不同的贴现率被划分为不同等级的风险。因此,全部资产的集合,可被“回报率”和“风险等级”这两概念划分为相互不交的子集并且这些子集的并集,就是全部资产的集合。

      技术性的问题在于,怎样度量一项资产的未来现金流的回报率和风险等级?最初,托宾和诺贝尔奖金融学家马柯维茨(H. Markowitz)用一项资产沿时间排列的单位时段未来预期收益偏离它的单位时段预期平均收益的统计量(均方差)来表示它的风险等级,并且以它在单位时段内的预期平均收益来表示它的回报率。由此构成“回报率-风险等级”二维平面和在这一平面内马柯维茨“最优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础——“有效边界”。

      上述的全部内容,构成今天金融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我们观察到,决定性地塑造了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理性行为。

所以,回到主题,我们怎样知道资本的价格呢?首先,关于资本价格的信息只能由金融市场揭示给我们。其次,在理想状态中,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必须同时揭示全部金融资产的全部价格。最后,资本的被揭示出来的这些价格,今天,被我们称为“利润结构”,更经常地称为“利息结构”(interest rate terms)——金融学“债券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在非理想状态中,也即现实中的金融市场,任一项资本,因物理性质(例如“不可分割性”)或社会性质(例如“信息成本”)的限制,它的全部价格,现在的和未来的,无法通过金融市场(包括期权市场)揭示给我们。阿罗(K. Arrow)认为,大多数期权市场都不存在。这时,该项资本的市场价格转化为无数个体想象且基于如此想象的主观判断中的价格,仅当这些价格重合时才有市场价格,否则,可称为“主观价格”。金融行为的几乎全部复杂性,盖源于主观价格的无限可能的差异性及由此而有的潜在利润(或潜在亏损)。只要有足够大的利润,这一情形便可激发出市场参与者们的企业家能力。企业家们对资本利润结构主观判断的差异,可诱致资本的合并或分离。关于有效率的资本市场的一项原则,我称之为“一切利润归企业家”。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企业家,只要他基于主观判断的资本运作改变了资源配置格局从而发生了真实利润(或真实亏损)。

     人力形态的资本,远比物质形态的资本更难有竞争性的市场,于是就更要有主观价格的差异性,也因此更要激发出人们的企业家能力,为了追逐效率更高的资源配置及由此而有的利润(或亏损)。根据一种现代观点,股票市场的实质是为职业经理人的信誉定价。也就是说,资本市场可以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定价机制。阿罗注意到,这里缺失了远比物质资本市场更广泛的期权市场。例如,在经济学视角下,“教育服务”是人力资本投资和形成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相当漫长,关于如此遥远期权的市场定价机制几乎总是失灵的。又例如,“医疗服务”的价格反映了生命的维护成本。随着生命价值的逐渐增长,关于医疗服务的各种可能后果的期权的风险,以指数形式增长,故而医疗服务的市场价格随着生命价值的平缓上升而呈现指数型上升。于是,我们看到,医疗服务的市场虽尚未失灵,但市场价格太高且加速地变得更高。

      当市场定价机制失灵的时候,我们依靠“道德”和“文化传统”这样的评价机制。资本越是具有人力形态,就越应如此定价。现代,劳动力是知识的主要载体。符合预期地,劳动力市场失灵。

 

下面这篇文章,是去年8月或更早些时候写的,在“哈耶克学会”内部引发了激烈辩论并引发我和刘军宁之间意见分歧的公开表达(他写的文章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

汪丁丁:节制资本 扶助工农
 


 发布日期:2009/8/25

需要重温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理念

        北京火车站软席候车室内的“贵宾室”,大批乘客只能站着候车。大约三年前,被兴业银行夺走,变为“白金卡”贵宾室——也就是说,这里没有“市场价格”不论你愿意支付多少元。我询问那位年轻人可否用50元购买半小时休息时间,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这里不收钱,只看白金卡。”。类似地,大连火车站软席候车室内无法容纳数百名乘客,但候车室旁边新增了一排“联通”或“移动”贵宾室——白金卡用户。这些贵宾室的面积,大约是软席候车室面积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里面空无一人,偶尔见到有人,也像是服务员的亲朋好友。这些年轻人,现在都喜欢在工作场所与亲朋好友聊天。西湖南岸和北岸,近年来,有许多私人会所”,几乎占尽了沿岸的土地,更延伸至西湖周边的公园里,例如植物园邻接西湖的地区,我曾受邀访问过那里的私人会所。杭州的这些私人领域,表面上仍维持“饭馆”或“酒吧”的形象,不过,价格贵到无人问津(根本不打算有“市场”),这正合了店主的原意——公共设施私有化。一个最新的案例是北京颐和园和四环路“颐和园与中央党校”出口之间,原计划修建一片街心公园,但海淀区某位领导因在这块地产上的舞弊案被捕之后,这里居然兴建了几幢两层别墅,俨然在两条大街之间绿化带的中心。据一位知情人士说,这几幢别墅,最贵的,要卖1亿6百万元。

        我列出的这些案例只表明,西方社会常见的市场经济,在中国,日益被挤压到官僚垄断私有经济的边缘。如果经济学家们仍研究和鼓吹市场经济,那么,看看我们周围真实发生的事情,应可意识到,这不是我们当初预期要有的那种市场经济。但是,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同样不难意识到,这恰好符合中国近代以来反复出现的官僚化的私有经济模式。

        总之,体验着中国的发展,今天,我越来越同情孙中山先生当年建国理念所含的两大要素:节制资本,扶助工农。回顾我和《财经》杂志十年以来的办刊方针,很遗憾,正与孙先生的志向相合,与经济学理论的预期相左。只是,“节制资本”,它的理论论证远比“扶助工农”弱得多。即便是后者,也还需要在经济理论方面有更好的论证。我相信,这样的论证,归根结底可由“幸福”概念及其原理推演而来。

        中国社会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复杂性在于,当我们要节制资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牵引到“剥夺剥夺者”的道路上去。就如同当我们要鼓励资本的时候,事情很容易就演变为今天这样“资本统治一切”的局面。

        所以,任何不满都可以理解,任何诊断都可以真确,难的,是怎样医治这个社会的疾病。我自己的办法,是宁可缓慢些,不可急于根治。改革,最根本的办法,永远不是孙中山阐释的“军政”。后者是革命,不是改革。孙文深知革命之后,社会之底蕴未变,不可不有“训政”阶段——事实上,后来多次“宪政”失败的过程表明,这一阶段相当漫长。何以如此?究其理由,我相信,仍是“教育”之不足或失败。教育,真是可以救国的(当然也可以亡国)。因为,军事或实业,不能解决文化思想的危机。若文化和思想已经陷入危机,且陷入危机百年之久而无路可寻,那么,早如梁漱溟所言,未闻已断绝文化精神而仍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者。

  评论这张
 
阅读(650)| 评论(2)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