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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金董事会改组---楼继伟任董事长 八百年金融荒唐事  

2008-07-13 17:07: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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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金董事会改组 楼继伟任董事长

《财经》记者 李箐 实习记者 胡亦男 《财经网》   [ 07-16 08:00 ] 

 

楼继伟

李剑阁担任副董事长并将出任中金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及财政部各有一前领导出任独立董事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箐 实习记者 胡亦男】中央汇金有限公司(下称汇金公司)董事会正式改组,楼继伟出任董事长,同时担任中央汇金公司党委书记。
  57岁的楼继伟目前担任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投公司)董事长。这家成立于2007年9月的国家级投资公司正是汇金公司的全资所有者。此次董事会调整也当是因应这一权属变化进行的部署。
  《财经》获悉,汇金公司董事会的重组方案已于本周获国务院正式批复。新董事会将设五名董事,其中执行董事三名,除楼继伟外,还包括副董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李剑阁和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独立董事两名,分别为中国人民银行及财政部前官员——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和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金莲淑。
  汇金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16日,最初为承接外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而设立的平台,后来逐渐实体化,代表国家对重点国有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目前,汇金公司已经向中行、建行、交行、工行、银河证券、进出口银行、申银万国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和光大银行进行了注资。
  汇金公司原来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和财政部委派。第一任董事长为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郭树清,副董事长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马德伦(2004年10月由证监会主席助理汪建熙接任),总经理为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的胡晓炼(2004年9月由谢平接任)。
  汇金原董事会成员还包括: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东荣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储备管理司司长黄国波,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因受贿罪,已被判13年有期徒刑)、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孙晓霞、预算司副司长王卫星,以及时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的谢平、央行货币金银局局长叶英男。监事会成员则包括财政部财政监督司司长耿虹、央行会计司司长胡正衡和经济学家邓先宏。
  2007年9月30日,中投公司成立后,汇金公司正式并入中投公司,此后关于汇金公司董事会重组和重新定位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中。
  汇金董事会的变化,也将引发其旗下的中国建银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建银投资)及后者持股51%的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下称中金公司)的一系列变化。目前建银投资旗下收购的多家证券公司正在面临转让和重组,而中金公司原董事长汪建熙在出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后,其在中金公司的继任者业已明朗——据《财经》获悉,此番出任汇金副董事长的李剑阁即将兼任中金公司董事长一职。■ 

资料:
  楼继伟:1950年12月出生于浙江义乌,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投公司董事长。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十六届中纪委委员、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李剑阁:1949年12月出生于江苏南通,原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国家计委法规司副司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家经贸委法规司副司长、司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
  谢平:1955年7月出生于浙江温州。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非银行金融机构司司长、湖南省分行行长、研究局局长和金融稳定司司长,汇金公司总经理。
  吴晓灵:1947年1月出生。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硕士,研究员。1985年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任《金融时报》社副总编辑;1991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司副司长;1994年任政策研究室主任;1995年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1998年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8年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2000年至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金莲淑:1942年出生,原任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吉林财贸学院财政系财政专业大学毕业。1985年至1989年任财政部工业交通司副司长,1989年至1994年9月任财政部工业交通司司长,1994年10月至2007年3月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2007年4月任中国会计学会会长。金莲淑目前还是长江电力(上海交易所代码:600900)独立董事,中石油(上海交易所代码:601857)独立监事。

《财经网》既往相关报道:
李剑阁即将出任中金公司董事长

八百年金融荒唐事

□卡门·莱恩哈特/文《金融实务》  [2008-07-12]

债务拖欠潮通常相隔几年(或几十年)发生,所以很容易给决策者和投资者造成“此一时彼一时”的印象,但序列型债务拖欠的历史规律并没有改变

历史其实无非是犯罪、荒唐事、人类不幸的记录。
           ——爱德华·吉朋

  从过去30年的历史来看,现在不太可能发生国家主权债务的拖欠潮。但追溯800年历史,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历史可以给研究金融危机的人提供许多经验。与人们想当然的看法相反,今天可能与以前并没什么不同。
  经济研究人士总喜欢用一般数据提供的狭窄视野来探寻近期的变化。除了少数几个值得重视的方面,对金融危机的跨国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从1980年开始的,许多重要课题的研究眼界极为有限。然而,30年间罕见的事件,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内就不见得那么稀罕了。
  最近我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合写了一篇论文,引入了一个新的综合性历史数据库,以研究债务和银行业危机、通货膨胀、货币崩溃和贬值。这个数据库覆盖了全球各个区域的66个国家,变量包括内外债务、贸易、国民生产总值、通货膨胀、汇率、利率、商品价格等。其时间跨越800年,上溯到一些国家的独立日,一些国家进入殖民地时期的时间。
  我们认为,在经历了以往20年的债务拖欠风潮后,决策者不应对2003年-2007年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外债拖欠过于庆幸。债务拖欠仍然保持序列型规律,重大的拖欠事件通常会相隔几年(或几十年)发生,所以很容易给决策者和投资者造成“此一时彼一时”的印象。我们还发现,高通胀、货币崩溃和贬值通常与债务拖欠相伴而生。最后,我们发现,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历史上资本流动大潮骤起之后,常常伴随着一连串国内银行业危机。

金融危机全景
  从这幅金融危机的历史全景中,可以洞察到什么?我们首先讨论一下主权国家的外债拖欠。

债务拖欠循环
  对于整个世界(或至少我们数据库所代表的全球GDP的90%以上)而言,目前正处于大规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典型间歇期。图1刻画出了1800年到2006年,每一年内处于债务拖欠状态或重组状态的国家的百分比。图中还反映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几个跨度较长的时间段内,处于债务拖欠或重组状态国家的比例较高。图中显示了五个特别突出的高峰,也可以说是债务拖欠周期。第一个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最近一个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兴市场经济的债务危机。
  外债的序列型、重复式拖欠,几乎是全世界的通病,包括亚洲和欧洲。
  我们的数据库同时证实了经济学家的普遍看法,即商品价格和重要国家的利率等全球性经济因素,在激化主权债务危机方面起了主要作用。
  过去几年,新兴市场受惠于较低的国际利率、高涨的商品价格和美国等经济体的稳定经济增长。这些情况要么持续向好,要么就变差。美国利率可能仍会保持低位,这对债务国大大有利。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的减缓,则使依赖出口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增长前景也暗淡起来,通货膨胀正在加剧。这个循环与已往有什么不同吗?



资本流动和金融危机
  现代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常规是,那些正经历大规模资本流入的国家,同时也处于债务危机的高危期。债务拖欠很可能伴随着货币暴跌和物价飞涨。我们的证据说明,这种观点在一个长得多的历史区间内也站得住脚。资本流入猛增后,接踵而来的往往就是国家性、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外债危机,这一点,从1800年起无不如是。
  与现代危机理论相称的还有,资本的自由流动和银行业危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关联(如图2)。

 


  国际资本高度流动的时期,屡屡产生银行业危机。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就是如此。在历史上也一直是这样的。本图的右轴刻画了发生银行业危机国家的比例的三年移动平均数,左轴则采用了我们推崇的资本流动性指数(由Obstfeld和Taylor于2004年提出,并根据他们设计的原理进行了更新和回测),来覆盖我们的整个样本时期。虽然这个指数可能有局限,却能基于实际资本流入概括出实际的资本流动性。

内债的重要性
  我们的数据库中,包含了国内公共债务的长时间序列。由于国内债务的历史数据难以获取,许多对于债务和通胀的实证研究都把它忽略了。当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最近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政府从发行外债转向发行内债,这种转变是革命性的,前所未有的。可事实远非如此,这在今日的市场和历史的债务与通胀研究中都得到证明。
  内债这个课题相当重要,它对已有的通胀和外债拖欠的实证研究意义重大,因此我们把自己的数据分析单独分离出相关的一块。主要讨论几个要点。
  首先,跟当下通行的许多想法相反,内债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图3刻画了1900年到2006年内债占总体公债的份额。在我们的全部样本中,大多数时期,对内发行的债务平均占到总体债务的一半以上。即使在拉美地区,内债的份额通常也超过了30%,有时甚至超过50%。
  另一个与普遍观点不同的是,这些数据显示,相当大比例的内债都是长期债务,甚至在一些新兴市场中也是如此。



通胀-欠债循环
  图4中通胀和外债拖欠(1900年-2006年)的关系显示,某一时点上,处于债务拖欠状态的国家比例,和经历高通货膨胀(我们将其定义为每年通货膨胀高于20%)国家的数量,二者有着相当显著的关联。也就是说,与对本国居民和外国人的剥夺之间关系紧密。

政策问题
  投资银行和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官方机构都认为,即使公共债务总额今天仍在许多新兴市场居高不下,外债拖欠的风险也比以前小了很多,因为外债的比例下降了。
  这一结论似乎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错误的假设上,即国家会轻视国内债务,强迫本国居民接受较低的偿债或是干脆通过通货膨胀来赖账。历史记录却告诉我们,总体公债中内债相对外债的比率过高,是无法让外债债权人放心的。外债拖欠的可能性,更多还是取决于总体债务水平。
  这就引入了我们的中心话题——“此一时彼一时”综合症。如今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和放贷者都已从他们的错误中接受了教训。有人认为,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源于更全面的信息,借贷活动也更细化,因而当今的世界不太可能再重演债务拖欠风波了。
  事实上,认定新兴市场能够“此一时彼一时”,一个广为援引的理由就是,政府管理公共财政的能力更强了。其实,这往往要归功于全球经济环境良好、贸易条件极度优越。
  这种庆幸是有些草率的。资本流动-拖欠债务的循环至少从1800年就开始了。虽然技术已经改变,人类的高度已经改变,时尚也已经改天换地。但政府和投资者自欺欺人、不时地来一次喜极而悲,这样的规律似乎一直没变。
  乐观一点来说,我们的研究至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从一个序列型债务拖欠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希腊和西班牙都是很有意思的例子。这两个国家都避开了严重序列型拖欠的历史,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改革了金融机构,也得益于欧盟的支持。奥地利从波澜起伏的破产史中成功解脱,是因为与战后德国的紧密融合,这一过程早在欧洲一体化之前便已开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一步加速。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哪些新兴市场能够走出序列型欠债。■

作者为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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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oxEU.org授权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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