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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要发挥在舆论监督中的应有作用不能甘当新兴媒体的配角更不能缺位  

2008-07-12 12:24: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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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风雨苍黄

范以锦《财经网》  [2008-07-11]  

“主流媒体”要发挥在舆论监督中的应有作用,不能甘当新兴媒体的配角,更不能缺位

  我于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工作,前七八年在“左”的禁锢下办报,后30年在改革开放大潮流中办报;其间目睹了“报上无批评,尽是莺歌燕舞”的情景,也经历了从禁锢到开放的大转折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舆论监督起起伏伏,但总的走势是从优良传统恢复到立体式舆论力量的形成。我们应积极总结历史经验,正视现实问题,决不能在新兴媒体发展的阶段,弱化“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

从禁锢到开放的亢奋
  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报人,都深受“阶级斗争工具论”的祸害,一味强调为路线斗争服务,办报不讲真实性,版面上都是“形势一片大好”,没有批评报道,“假大空”盛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报人才真正回归到其真实位置上来。改革之初,我们完全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不遗余力宣传三中全会政策,批评阻挠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的思想观念和错误做法。那时,我任《南方日报》驻梅县地区记者,常在农村 采访,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强烈要求恢复生产自主权的呼声与日俱增。当时正值冬种,我便写了一篇题为“不按长官意志办就不能搞好冬种生产吗?”的述评,批评了当时农村工作的“左”的倾向。
  稿件见报后,老百姓叫好,绝大多数干部叫好,也有人大兴问罪之师。惠阳地区一位公社书记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寄到报社,说我的文章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生产计划。他当时有这种想法,不足为怪。长期以来,农村工作,包括耕种这类具体的农活,种什么不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不仅农民说了不算,生产队长说了也不算,而是县里统一规划,公社督办,农村大队干部抓落实。当时有一种说法,只有三种人会种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有的说是两种人,因为许多大队党支部书记对这种做法也有抵触,但没有发言权。三中全会之后,有了中央政策的支持,农民要求生产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了。报社领导了解情况,当然对那位公社书记的批判文章不予理睬。
  当时,对“大包干”的责任制很多人想不通,甚至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两头通”、“中间梗塞”,也就是说,高层是通的,认识比较一致;另一头,就是农村生产队长加上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因为长期在农村第一线劳动,对“左”的危害看得清楚,有切肤之痛,因而对三中全会精神非常拥护,还一再要求继续放宽政策。而相当一部分地、县和公社领导思想是不通的。省里召开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时,责难之声不绝于耳。
  《南方日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一些反面典型展开批评报道。当时,报纸常出现的流行语就是“冲破禁锢,放宽政策”。但是有些地、县、公社领导就是想不通,认为现在已够乱了,再放宽还得了?在省里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有些人在会上责难《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放言“《南方日报》这回跑不掉了”,要“秋后算账”了。对此,时任南方日报社党委书记的丁希凌和另一位领导陈培(后来担任了总编辑)在会上理直气壮予以回应。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对《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是支持的。1981年4月初,任仲夷到梅县地区调研,我随同采访。他一路走一路看,听干部汇报,与农民交谈,听到的几乎都是对生产自主权和“大包干”责任制的赞许声。在离开梅县地区前发表调研谈话时,他对农村的形势归纳为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他说,“顺心”,就是顺乎了群众的心意;“顺手”,就是干部指挥生产顺当了;“顺路”,就是顺社会主义之路了。我根据随同采访来的材料以及任仲夷的谈话精神,写了一篇通讯,标题就是任仲夷讲的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发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任仲夷谈话精神的传播,对推动农村经济政策在广东的进一步落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是是非非下了结论。

优良传统恢复后的舆论监督提升
  被“文革”玷污的党报,在宣传三中全会精神中清洗了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得以恢复。
  为什么说是优良传统呢?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党执政之初,也将党报的批评当做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从中央机关报到地方党报,都高度重视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对那些目无法纪、政纪、以权势压人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现象的批评,经常见诸报端。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创刊后第一个著名的批评报道,是1950年2月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批评了广州一名局长,批评他的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
  尽管如此,当时,《南方日报》却曾因批评报道一再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评。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社地方报纸组给南方日报社来函,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经常有力。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报纸工作述评,批评《南方日报》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做得不够,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2月12日,《人民日报》的报纸工作述评再次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不力。
  其实,自1950年至1953年,《南方日报》批评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的报道、读者来信和评论达100多篇,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方日报》是主持公道的”,成了《南方日报》当时的口碑。那么,《人民日报》为何还再三对《南方日报》进行批评呢?这也许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仍属不够得力,而引发批评的导火索是广州市税务局第二分局局长扣押人事件。《人民日报》认为,此事严重侵犯人权,受害人申诉了八个月,《南方日报》并非毫不知情,主要是不敢揭发。后来,广州市机关对这位局长作了处分,《人民日报》又认为处分太轻,批评《南方日报》报道处分决定时未表示任何意见。
  面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南方日报》的负责人没有去抵制、去反驳,而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整改,还主动向上级党委报告。因为《南方日报》负责人是非常赞同搞舆论监督的,《人民日报》的批评其实就是为《南方日报》开展舆论监督壮了胆。中共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针对《人民日报》来函和《南方日报》的答复批示:“来信与复信应即发各级机关首长一阅。”这实际上是告诉各级领导,《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做得还不够,必须支持《南方日报》搞好批评报道。有了《人民日报》和上级党委的支持,《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反右”之后,批评报道少了。后来紧跟着又有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有些媒体领导因对浮夸风问题发了“内参”,便在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在这种大形势下,只能说形势好,谁说个“不”字就有可能垮台。当然,各地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而且当环境比较宽松时,批评报道又悄然有所恢复。比如,纠正浮夸风时,《南方日报》等报纸又寻找机会开展舆论监督,上级党委也强调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60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曾指令《南方日报》在第一版刊发批评报道。8月28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报纸主要是表扬好的,但是也要有适当批评,对具体工作中的缺点要有揭露,这样才有战斗性。”尽管这样,批评报道不再像50年代那样尖锐和持续了。到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的1962年11月,迫于当时的形势,《南方日报》编委会发出了“关于报纸不作点名批评的通知”,批评报道对事不对人。
  对事不对人,怎么把握啊?难!有些报纸试图避开敏感的话题,对官僚主义以及社会上的某些丑恶现象等进行批评,比如,《羊城晚报》开设了“五层楼下”专栏。这些难得的批评报道,当属打“苍蝇”“蚊子”、不打“老虎”之列,但到了“文革”也不容存在,被扫得一干二净。最终,《羊城晚报》还被斥为“造谣放毒”的报纸,在“文革”中停办了。

“主流媒体”监督功能不应弱化
  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舆论监督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并不断提升。为什么说提升呢?因为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批评报道不只局限于事实本身,还有一批深度报道。那时,《南方日报》的舆论监督有几年曾有过这样的辉煌:每周至少有一篇批评报道发在第一版,每年有四至五篇批评报道刊登在头版头条。当年,读者和业界对《南方日报》有两个评价,一是政策宣传做得好,二是批评报道搞得好。批评报道强化了《南方日报》的权威性、战斗性,成为了《南方日报》的拳头产品。
  1988年10月28日,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给《南方日报》,表扬其在惩腐倡廉报道中做出的贡献。信中列举了《南方日报》揭露的一批以权谋私,令不行、禁不止,违法乱纪的人和事,然后指出:这些报道对党员、干部、群众都是很好的教育,对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重要作用,希望继续努力,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1990年12月23日,广东省纪委再次来函勉励《南方日报》,并“再次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媒体的批评报道有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是舆论监督的兴盛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阶段,是舆论监督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并得到提升时期;第三个时期是网络等新的传播手段兴起时代,是新媒体、传统媒体与民间舆论形成合力的立体式的新型舆论监督时期。
  第三个时期的舆论监督不仅实现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而且媒体与民众的监督结合起来,打破了沉闷的局面,把舆论监督推向了新的阶段。
  而今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第三个时期,“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存在弱化的现象。尽管最终“主流媒体”也可能参与并形成合力,但顺序往往是:网络等新媒体介入——传统媒体跟进——“主流”传统媒体最后进入。
  形成这种“模式”的原因何在?网络相对自由,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声音的环境比较宽松,先进的技术手段传递的信息更直接、更迅速,不易被拦阻,并可以与受众互动。而“主流媒体”大多属于传统媒体,传播速度远远落后于网站等新媒体,又不具备互动性;而且,这些强势媒体都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禁令”很快就到位。哪一个国家的媒体完全不受约束呢?问题是我们有些地方“禁令”用得太滥了,而且只有传统媒体才管得住。久而久之,传统的“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弱势就出来了。
  传统“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缺位,或成为新媒体的配角、追随者,丧失的是它的最可贵的权威性和战斗品格。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搞好舆论监督的经验,发挥“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应有作用,不能甘当新兴媒体的配角,更不能缺位。■

  范以锦: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本文同时刊载于7月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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