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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文化遗产的耗竭过程 11城市土地出让金漏洞曝光 地球在旋转中轴上---伽马射线将沿这方向射出  

2008-06-04 06:00: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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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5 《IT经理世界》
环境与文化遗产的耗竭过程
汪丁丁

“垄断的”开采过程可能会使得环境和文化遗产更慢地耗竭。

西湖是对一切人开放的免费旅游资源——既是环境资源又是文化遗产资源,是一种公共财,它很可能已经陷入公共财悲剧——过于迅速地被耗竭。沿西湖的各类设施若租赁于私有企业则务求租期最长久,否则,如干部的任期制一样,租赁期内,私有企业将尽快开采西湖资源,不免仍是一场公共财悲剧。又若不租赁于私有企业——例如,最近杭州很可能实施“国有垄断”的西湖政策,那么,国有制度的西湖是否免于公共财悲剧,一方面取决于国有企业的首长任期制,另一方面,由于不可能有“首长世袭制”,关键在于掌握西湖资源开采权的首长们的历史责任感。

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资源经济学”,研究矿产和新鲜空气等自然资源的最优开采过程。就它的分析工具而言,其实就是一门被数学家称为“最优控制理论”的应用数学。

但是对经济学家来说,“资源”是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它不仅涵盖石油和森林这样的资源,而且应该涵盖“环境”与“文化”这样的资源。这就导致了一些不容易解决的资源经济学问题,至今,这些问题也没有被解决。我借着这样一篇随笔能够做的,也只是探讨这些未解决的资源经济学问题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其中,最近几年变得格外紧迫的,是环境与文化遗产的迅速耗竭。与此同时,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束手无策,因为他们能够提出的任何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础是资源经济学。也就是说,在环境与文化问题上,经济学家们只能保持沉默。当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不甘沉默,他们对大众发言,似乎他们懂得可用来分析环境与文化遗产问题的经济学。

理论总必须源自实践,而不能源自大众媒体的鼓噪。一位资源经济学家需要预先假设下列诸事:⑴给定的“资源”。如果是不可再生资源,那么他通常只分析单一的资源存量及其最优耗竭过程。如果是可再生资源,则需要设定资源在自然状态下的变化过程——通常以一组微分方程来描述。⑵给定的“偏好”。较早期的资源经济学家通常设定政策制订者的“政策偏好”。当代的资源经济学家则可设定某一公共选择机制从而可以产生某些政策偏好。⑶给定的“折现率”。任何存量的最优利用都涉及折现率的设定,否则数学家就帮不上忙。假如你求解你的一笔银行存款的最优利用过程,你必须预先设定你自己关于未来幸福感的折现率,然后在给定存量(即银行存款及其自然增长方式)和给定偏好的约束下求解“未来幸福流”折现值的最大化方程。

从实践的角度看,上列三件事都难以“给定”。首先,人类很难确切地知道自然资源的“存量”,即便如石油这样重要的矿产资源,人类耗费无数研究和勘探经费,所得信息也不过是“已探明储量”而不能是“储量”本身。其次,更难确切地知道的,是偏好和折现率。任何重要的自然资源的最优开采时间,通常要比一代人能够生活的时间更长久。所以,最优开采过程所涉及的,是许多代人的“偏好”而不能是一代人的偏好。然而,我们怎能知道尚未出生的人口的偏好呢?在最简化的情况中,我们假设尚未出生的人口的基本价值观将与他们的父母代一样,以此类推,再简单化地假设未来人口关于他们的未来幸福的折现率与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样。最后,我们可以假设我们这一代人关于未来幸福的折现率,大致而言,通过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能够由银行存款利率来刻画。

关于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一种可想象的分析方法,是将它们当作我们大家共有的银行存款。注意,是“共有”的,除非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统统被私有化了。

当一项资产是共有的时候,它的最优耗竭过程应当是公共选择的结果。最典型的公共选择机制是所谓“投票”机制。最简单的投票机制是由“每人一票”及“多数原则”定义的。既然是“典型”,就一定可以推广。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罗对我们解释过,对许多个人偏好的任何集结方式,哪怕是独裁的,都可以视为是一种投票机制。

公共选择理论和自然资源的经济学理论,二者结合,让我们能够想象环境与文化遗产的非最优耗竭过程的特征。如果个人偏好的集结方式是独裁的,那么,一位对他自己的未来幸福负责任的独裁者可能更愿意以更低的速率耗竭已经是他的私有财产的环境与文化遗产。此处需要以“市场”为参照,否则,比何种速率“更低”?比谁“更愿意”?意义不明确。当个人偏好的集结方式是完全市场化的时候,可能导致“垄断的”和“竞争的”两种开采过程。前者倾向于更慢地耗竭那些可耗竭的资源。故而,环境与文化遗产,在垄断情形下比在竞争情形下,可能更慢地耗竭。究其原因,我们知道,在完全竞争情形下,可耗竭的资源变成了“公共财”从而陷入“公共财悲剧”。在垄断情形下,公共财部分地成了垄断者的私有财,从而得以接近最优的耗竭过程。

审计署调查11城市 土地出让金漏洞曝光

《财经》记者 王和岩 《财经网》   [ 06-05 08:10 ]

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预算未能严格执行,“协议转让”依然故我,以土地储备贷款的城市发展模式带来诸多隐患

  【《财经网》专稿/记者 王和岩】近年来备受争议的土地出让金问题终于被揭开了一角。2008年6月4日,审计署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对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哈尔滨、合肥、济南、长沙、广州、南宁和成都11个市及其所辖28个县(市、区)2004年至2006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审计调查结果。
  这是审计署第一次大规模审计大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支。据审计公告,上述11个大城市未能严格执行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预算的政策,并存在擅自欠征、减免和违规使用土地出让金等问题。同时,一些地方政府还违反经营性用地必须“招拍挂”规定而实行“协议出让”,而“以租代征”、拖欠挪用征地补偿款等问题也相当突出。
  所谓“土地出让金”,是指各级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出让一定期限内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据土地学者调查,在中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40%甚至更高,一向有“第二财政”之称。但长期以来,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却未纳入政府预算管理。2006年,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把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预算管理。
  据审计公告,该项审计自2007年5月始,至当年10月完成,审计重点是土地出让收支是否全额纳入预算管理;使用是否合规;收支是否存在重大损失浪费、贪污腐败和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流失;征地用地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年度计划,是否遵守相关审批制度,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划拨、出让和转让是否合法合规等。

管理漏洞多多
  据《财经》记者了解,2007年后,中央政府已要求各地必须把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相关收支作为地方基金纳入预算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并接受同级人大的监督。
  但审计公告披露,经审计的土地出让金中,还有2.46%未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与此同时,尚有1864.11亿元的土地出让净收益未纳入基金预算管理,占上述11个大城市土地出让净收益的71.18%。
  审计署认为,这不仅影响政府预算的完整性,而且容易导致土地出让金的体外循环和截留、挪用等问题。
  审计发现,在接受审计的11个大城市中,地方政府违规使用土地出让金83.73亿元,主要用于建楼堂馆所、弥补经费、出借或对外投资等。同时,11个城市合计还有108.68亿元土地出让金未按规定纳入财政管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这些城市的开发区管委会等收取86.34亿元,均未按规定上缴财政专户。
  审计公告指出,天津、重庆、南宁、哈尔滨、济南、上海、成都、合肥、长沙和广州十城市的用地单位共拖欠土地出让金173.27亿元。在有的城市,一些用地单位虽然欠缴出让金,但国土资源部门依然违规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
  其中,天津、长沙、南宁、成都、哈尔滨、上海、合肥、广州和济南等九个城市违规减免、变相减免出让金47.88亿元,其中以先征后返、为用地单位缴纳土地出让金以及降低地价出让等方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25.34亿元,占52.92%。个别城市为招商引资,甚至向企业“零地价”出让工业用地。
  据记者了解,地方之所以如此做,主要是为吸引投资项目。但据审计署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司副司长翟挨才分析,房地产开发商可借此以少量资金获得大片土地,甚至囤积土地。事实上,一些开发商往往以土地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待房屋销售后再上缴出让金和归还贷款。有的甚至不用销售回款支付土地出让金,而是继续购买土地。如此循环反复,增加了商业银行和地方财政的风险。
  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征地补偿必须及时全额支付给农民,并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但审计公告显示,截至2007年9月底,11个大城市中尚有三个城市未按照国务院有关要求制定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在2004年至2006年,还拖欠、出借本应支付农民的征地补偿款5.61亿元。其中,拖欠征地补偿4.44亿元,违规出借1.17亿元。
  还有少数城市欠收、挪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共计51.17亿元。至2006年底,在被审计的城市中,欠收土地出让金共计25.97亿元,累计违规出借的2.63亿元征地补偿资金未收回,由政府相关部门委托金融机构投资理财的6.5亿元中,有5.5亿元中未收回。
  此次审计发现,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贷款也积累巨大风险。首先是土地储备贷款抵押物不实,即用于抵押的土地并非是已储备的土地,有的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已超出其支付能力。其次,土地储备贷款被挪作他用,比如市政设施建设等。据审计公告,上述11个大城市中,共有142.36亿元土地储备贷款被用于股权投资、出借和市政设施建设等。
  翟挨才指出,地方政府事实上已把土地储备贷款作为融资渠道,以储备土地的名义大量贷款,用于城市建设。除了酝酿还贷风险,土地储备贷款过多也会透支地方政府预期的土地收益,造成城市建设的过度扩张。

违规“协议出让”屡禁不止
  此次审计发现,11市2004年至2006年的国有土地出让中,共发现有130宗、689.88公顷(近10350亩)经营性用地被地方政府违规“协议出让”。
  根据中国现行政策,自2002年7月1日起,各类经营性用地出让必须采用“招拍挂”出让。对此前市、县政府已进行了前置审批,或已与开发商签订书面开发协议的经营性用地,可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在2004年8月31日(下称“8·31大限”)前继续“协议出让”,此后对经营性用地必须实行“招拍挂”出让。
  但事实上,该规定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实践中,有的城市或把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经营性用地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协议出让;有的则在“8·31大限”后仍以“历史遗留问题”、招商引资和旧城改造等违规协议出让,甚至不惜造假,采取倒签土地出让合同日期的方式规避上述政策。
  审计报告指出,在对11个大城市的审计中,相当多的地方政府曾“以土地换项目”,规避土地“招拍挂”,用土地出让金抵顶与政府相关的项目工程款22.34亿元。
  所谓“以土地换项目”,是指地方政府为建造市政工程等项目,不付给建设方工程费,而代之以拨给建设方一定面积的国有土地,用于商业开发等。据翟挨才介绍,有的地方政府用国有土地换取道路,有的换取防洪堤,还有的则换政府办公楼。
  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在“以土地换项目”时,往往规避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简称“招拍挂”)的规定,把经营性用地直接“协议出让”,或“虚假招拍挂”出让经营性用地,这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土地市场秩序。加上这些土地明显低于市场价,造成国有土地收益流失。
  审计公告还显示,上述11个大城市,在2004年至2006年,违规“以租代征”农民集体土地1541.05公顷(近23115亩),用于修建高尔夫球场和别墅。其中,有的是租用农民集体土地建设高尔夫球场,有的则以建设生态农业为名租用农地修建别墅。而2004年后,国务院办公厅曾专门发文要求各地“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
  “以租代征”,是中国目前比较普遍的土地违法问题。按照中国现有政策,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先征为国有。但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一些企业和单位往往规避农用地转用审批,以租赁方式在获得农地使用权,并用于非农建设。■

寻踪“伽马暴”

《财经》记者 于达维 环境与文化遗产的耗竭过程  11城市土地出让金漏洞曝光 地球在旋转中轴上---伽马射线将沿这方向射出 - 汪丁丁 - 汪丁丁的博客 总第213期 出版日期:2008-06-09 

在令人震惊的能量大暴发背后,到底隐藏着宇宙什么样的“终极秘密”

       自137亿年前宇宙创生大爆炸以来,人类所了解到的最为猛烈的能量释放,或许非“伽马射线大暴发”(GRB,下称“伽马暴”)莫属。在短短以秒计算的时间内,它释放出的能量,比太阳整个生命周期释放的能量总和还要高出百倍。这种爆炸足以照亮整个宇宙。 
       这种令人惊骇的能量大爆炸背后,或许隐藏着宇宙更深层次的秘密。因此,“伽马暴”在过去40多年中,一直是天文学家关注的焦点。
       按照计划,美国当地时间2008年6月11日,美国宇航局(NASA)的GLAST空间天文望远镜将搭乘“德尔塔”火箭升空,这也是科学家试图揭开“伽马暴”秘密的最新尝试。 
       GLAST,全称为“伽马射线广域空间望远镜”(Gamma-ray Large Area Space Telescope),按照其首席科学家斯蒂芬里兹(Steve Ritz)的说法,这将是人类发射的第一个可以在三个小时内巡视整个天空的伽马射线望远镜。 
       此前,2004年升空的“雨燕”(SWIFT)探测器,已经大大扩展了人类对于“伽马暴”的理解,但是很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仍然悬而未决。 
       “雨燕”首席科学家兼GLAST的副首席科学家尼尔格瑞尔斯(Neil Gehrels)对《财经》记者表示,GLAST将和“雨燕”一起,为人类打开一个关于“伽马暴”所有重要信息的“金矿”。

无心之得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菲利浦莫里森(Philip Morrison)等人就预测,在我们所处的银河系中,当高能量的宇宙射线与星际物质发生碰撞时,有可能产生伽马射线。 
       所谓伽马射线,和我们所熟悉的可见光、无线电波一样,实质都是电磁辐射。只不过由于其波长更短,往往所携带的能量更高。比如可见光携带的能量,一般不超过3个电子伏特,但伽马射线的能量却往往高达百万甚至百亿电子伏特。 
       但人类第一次真正观测到伽马射线暴发,却多少有些阴差阳错。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了避免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核竞赛把整个人类文明拖入深渊,双方开始谈判加以克制。其直接成果就是1963年8月5日,美、苏、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下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条约生效后,为了监测前苏联是否切实遵守约定,美国发射了一系列装备了伽马射线探测器的军事卫星,用来监测地球上何时何地在大气层或外层空间发生了核爆炸试验。因为无论是原子弹还是威力更大的氢弹,爆炸瞬间生成的炽热火球,都会产生大量高能射线,伽马射线就是其中最具穿透力、也最容易探测的一种。 
       从1963年10月到1970年4月,美国共发射了12颗Vela侦察卫星,这些卫星上都装备了伽马射线、X射线探测器、中子计数器等核爆炸监测设备。 
       1967年7月2日,一直没在苏联境内发现核爆炸的Vela卫星,却偶然发现了来自太空的伽马射线突然增加。
       通常,在一次常规核爆炸试验中,伽马射线的释放有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在原子弹点火时产生的,不过产生的伽马射线量很小;紧接着在核材料链式反应之后,产生的伽马射线数量才会激增。而这次Vela所接收到的伽马射线暴发却是一次性的,并非来自地面或者地球大气层,而是来自遥远的宇宙深处。
       不过,早期科学家对于“伽马暴”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蒙昧状态。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当时观测到的只是持续几十秒的光点而已,并不知道它到底距离地球有多远,自然也不知道它的能量到底有多大。这种光点后来虽然经常可以看到,但由于持续时间太短,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一直无法进行精确观测。
 
“黎明时期” 
       1991年,美国宇航局的康普顿伽马射线天文装置发射升空,从而正式拉开了对“伽马暴”探索的“黎明时期”。利用它所携带的四种仪器——短脉冲瞬变源试验设备、定向闪烁光谱仪、康普顿成像望远镜和高能伽马射线试验望远镜,科学家第一次能够对“伽马暴”进行精细研究。 
       康普顿实际上工作了整整九年,观测到了共计2700多个“伽马暴”,并且发现这些“伽马暴”来自宇宙中各个方向。 
       在早期,围绕着“伽马暴”的诸多争议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这一天文现象到底是发生在银河系内部,还是发生在遥远的外星系?这一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陆告诉《财经》记者,如果“伽马暴”来自银河系内部,那么其分布应该是带状的,因为银河系恒星的分布是饼状的。但实际上,“伽马暴”来自各个方向,意味着它有很大的可能性发生在银河系之外。 
       如果这些“伽马暴”发生在遥远的宇宙深处,仍能够在穿越宇宙亿万年之后清晰可见,足见其最初暴发的能量之大。之前,人类已知的宇宙中最猛烈的暴发为超新星,它在很短的时间内释放出来的能量,几乎相当于太阳从诞生到毁灭产生的能量总和。但“伽马暴”看上去比这种暴发还要猛烈,因此又被称为“超超新星”。 
       1996年4月,意大利与荷兰联合发射了一颗载有伽马射线和X射线探测器的天文卫星BeppoSAX。由于X射线波长较长,定位能力比伽马射线要强,所以,BeppoSAX可以在伽马射线探测器发现“伽马暴”后,快速测定出“伽马暴”的位置,并传送给哈勃太空望远镜和地面上的光学和射电望远镜,对其进行后续观测。
       1997年2月28日,在BeppoSAX的指引下,天文学家终于利用地面望远镜发现了一个编号为GRB970228的“伽马暴”对应的光学产物——“光学余辉”——“伽马暴”产生的激波与周围的物质碰撞之后,会形成能量更低甚至低到可见光波段的“次级效应”,理论上预测其持续时间可能长达数月。 
       “光学余辉”正式被探测发现,也彻底终结了困扰天文学界近30年的距离之争。因为通过测定“余辉”中特定原子谱线的红移程度,就可以根据宇宙膨胀的速度,计算出“伽马暴”发生的确切位置。 
       结果发现,“伽马暴”不仅发生在直径达10万光年的银河系之外,实际上它远比我们之前所想象到的更加遥远,即在几十亿光年外;而根据它们到达地球的亮度推算,“伽马暴”在暴发时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太阳在100亿年生命周期中释放的总能量的上百倍。 
       实际上,这次观测到的“伽马暴”,还远不是暴发最猛烈的。就在1997年12月14日观测到的一次距离地球120亿光年的“伽马暴”,所释放的能量比超新星暴发还要大几百倍:在50秒内所释放出伽马射线能量,就相当于整个银河系200年的总辐射能量。它不仅照亮了广袤的宇宙空间,在其周围几百公里,甚至出现了宇宙大爆炸后最初千分之一秒内才出现过的高温高密现象。
       2008年3月19日“雨燕”发现的一个“伽马暴”,甚至发生在75亿光年之外。但其产生的余辉仍然比最明亮的超新星高出250多万倍,在地球上仅凭肉眼就可以看到。
 
能量来自何处 
       因此,在陆看来,1997年BeppoSAX划时代的发现,虽然完美地解决了距离问题,但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伽马暴”大得惊人的暴发能量到底来自何处? 
       南京大学天文系教授黄永峰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伽马暴”亮度的变化往往是毫秒量级,这说明其爆炸范围的尺寸,应该在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以内。否则,爆炸源不同地方发出的光,到达观测者的时间就会有先有后,原来的快速变化也就被抹平。
       这就意味着,导致“伽马暴”产生的只能是恒星层次的天体,而且必须是致密恒星,就是质量与太阳同量级、但尺寸小于100公里的天体。而太阳的直径,大约为140万公里。
然而,很难想象这么小尺寸的天体,会在一瞬间暴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即使其所有的质量都转化成辐射能,似乎也是杯水车薪。 
       要解释这个问题,一个比较自然的假设,就是“伽马暴”不是各向同性,而是成束的,我们观测到的“伽马暴”,恰好把主要的能量都释放到了地球方面,而不是沿着各个方向均匀分布的。这样,从观测到的强度来推算总辐射时,能量就不会高得太离谱。 
       不过,在黄永峰看来,“伽马暴”成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大降低了观测到的概率,因为只有束流对准地球时我们才能观测到。但鉴于现在只要有合适的卫星在天上飞行,一般每天差不多可以观测到一到三个“伽马暴”来推算,束流张开的角度也不会太小。因此,这一理论仍然不能彻底解决“伽马暴”的能源问题。 
       1992年至1994年间,在BATSE测得“伽马暴”的各向同性分布的启发下,科学家提出了“伽马暴”的标准模型—— —个温度极高的火球,它以略低于光速的速度膨胀,从而在星际介质中产生激波。而在激波作用下,星际物质中的电子也被加速到亚光速;这些亚光速的电子在磁场运动,就会产生同步辐射,导致伽马射线辐射大暴发;然后,激波在星际介质中进一步传播并被减速,随着速度的继续降低,便相继产生X射线、光学、射电等波段的辐射,这就是“余辉”。 
       目前,这种火球模型已经成为早期所提出的30多种模型中,最接近观测事实的一个,并正在被更多的观测数据证实。 
       早在BeppoSAX时期,人们就发现了“伽马暴”分为两秒到几十秒左右的“长暴”,以及两秒以下甚至几毫秒的“短暴”两种。
       不过,由于“短暴”时间太短,BeppoSAX来不及对其进行精确定位。一直到2004年“雨燕”升空后,“短暴”才被细致地加以研究。 
       据最新观测成果,陆对《财经》记者说,目前主流的看法是,“长暴”很可能来自于大质量恒星死亡时突然塌缩形成“黑洞”的过程中。在大质量恒星的生命终点,其核心部分就会因为燃料耗尽而坍缩成中子星;如果质量够大,还会进一步坍缩成密度大到连光线也无法逃逸出来的“黑洞”。在这一过程中,沿着旋转轴会产生两束接近光速的喷流,这些喷流与“死亡之星”外围的物质碰撞形成的激波,就成为“伽马暴”之源。或许,喷流与周围物质的捧撞过程,也会直接产生“伽马暴”。 
       1998年,陆和南京大学天文系教授戴子高曾一起发表了关于GRB970616的研究结果,发现其“余辉”能谱与标准模型不一致,其周围环境显示属于密度逐渐减少的星风介质;而星风介质,正是“伽马暴”前身大质量恒星遗留下来的。 
       由于对“短暴”的了解更少,我们对其产生机理的认识也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虽然很多人认为,“短暴”的产生或许与两个致密星(中子星、奇异星、黑洞等)的合并或者碰撞有关。但也有科学家认为,大质量恒星直接坍缩成黑洞的过程,以及中子星坍缩成黑洞的过程,甚至高度磁化的中子星-磁星辐射出来的巨大耀斑,都可能直接产生“短暴”。 

 “天使”还是“魔鬼”  
       从40年多前“冷战”时期的一个偶尔测到的信号发展到现在,“伽马暴”已经成长为一个系统宇宙学科。 
       综观过往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重大的观测仪器的发射,无论是康普顿伽马射线天文台还是后来的BeppoSAX、“雨燕”,都极大地拓展了科学家对于“伽马暴”的认识。因此,人们也有理由期待,GLAST望远镜会续写这一传奇。 
       在此次发射升空的GLAST望远镜上,装备了两个重要仪器:一个是广域望远镜,另一个是“伽马暴”监视器。这一探测器计划工作五年,最长可以达到十年,将能够探测到几百个“伽马射线暴”。 
       该项目副首席科学家尼尔格瑞尔斯对《财经》记者表示,“伽马暴”的研究,对于人类了解恒星生命的周期,它们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都至关重要。 
       实际上,不仅仅是美国,全世界科学家都在关注着即将到来的“伽马暴”革命。因为与“伽马暴”存在关联的,绝对不仅仅是恒星这种天体,它和整个宇宙的参数密切相关。比如构成宇宙主体的,是我们知之甚少的暗能量。天文学家主要是通过对超新星的观测,来推算其性质。而与超新星相比,不惧宇宙间的尘埃、穿透力更强的“伽马暴”,显然是研究暗物质以及整个宇宙的终极秘密时更好的观测对象。 
       不过,尽管来自宇宙深处的“伽马暴”,能够给人类带来宇宙诞生之初的消息;但发生在银河系里的“伽马暴”,却有可能威胁地球的生命。 
       2003年9月,美国堪萨斯大学阿德里安梅洛特(Adrian Melott)和从事考古学的同事布鲁斯里伯曼(Bruce Lieberman)发现,4.43亿年前的奥陶纪晚期大灭绝,很可能就是“伽马暴”造成的。 
       对于奥陶纪末期的生物大灭绝,科学家之前提出了很多假说,但是一直无法解释冰期是如何突然开始的。而能够遮蔽太阳的“伽马暴”攻击,则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尽管地球大气层将吸收大部分的高能伽马射线,但是伽马射线的能量将会打开氮分子和氧分子,从而形成大面积的氮氧化物云层。梅洛特估计,一次“伽马暴”照射,就足以产生覆盖整个天空的“毒雾”,遮蔽将近一半本来应该照射到地面上的太阳光,令地球陷入阴暗;同时,二氧化氮也会破坏臭氧层,使得地球生物暴露在过量的紫外线之下长达一年以上。 
       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次大灭绝中,地表和浅海生物几乎被大清洗,而深海生物幸存率却要高得多。因为厚厚的海水屏蔽了致命的紫外线,为地球保留下来最后的生命空间。 
       幸运的是,科学家们相信,在太阳所在的银河系发生“伽马暴”的概率是很低的。因为在银河系中,恒星的重金属与其他星系相比明显偏高。这样,当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终点之际,大部分来自恒星内部的能量都将被这些重金属吸收,就很难形成亚光速的喷流并进而引发“伽马暴”。 
       然而,即使“伽马暴”不发生银河系内,但一旦其暴发的“枪口”恰好对准地球、距离又不太遥远,仍有可能对地球构成威胁。今年3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天文学家彼得托希尔(Peter Tuthill)警告说,他在八年前发现的形似轮转焰火的WR104恒星,很有可能在某一天会暴发出致命的伽马射线,并危及地球。 
       该双星系统位于与银河系相邻的人马座星系,距离地球约8000光年。托希尔相信,这个大小是太阳的3倍、质量是太阳的25倍、亮度是太阳1万倍的天体,目前正处于通过爆炸结束其生命的最后阶段。 
       在地球上之所以能看到它旋转的焰火,正因为地球正处在其旋转的中轴上,伽马射线也将沿这个方向射出。“我过去只因其漂亮的外形而欣赏此螺旋天体,但现在我正看着一支来复枪的枪口。”他说。 
       当然,这颗“定时炸弹”的“保险丝”尽管很短,也仍然是在几十万年的尺度上。或许我们现在还不必太担心,一是因为地球的体型很小,很容易错过;即便错不过,毕竟还有几十万年的时间,或许那时地球早已不再是人类惟一的家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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