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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的谬误---汪丁丁---新闻发布会遐想  

2008-05-24 07:25: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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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频繁观看新闻发布会,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很好呀,药品采购和帐篷使用,以及其它各方面发生的腐败问题,可以几天之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以记者提问的方式揭发出来。可否在震灾之后仍维持这样的透明度极高的对话方式?依靠广大民众和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以向全世界直播的方式揭露我们的腐败。还有,为什么官员们一再强调的,仅仅是“我们一定毫无保留地公布一切捐款和捐物的细目”?不需要经济学常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强调了之后公众就可以放心?难道最关键的细节不是支出而是收入吗?稍许知道公共经济学的人当然同意,监督一个政府,最关键的是监督其开支而不是收入,因为开支最容易被监督。说实话,向公众保证公布一切捐款捐物已经“入账”,我觉得像是贴一张捐款捐物的光荣榜,保证你们人人榜上有名而已,至于后面的事情,对不起,无可奉告。
 
2008-5-20
制度主义的谬误
汪丁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来,制度经济学成为大众熟知的名词。虽然,在我看来,制度学派与经济学派的联姻尚未达成,因为二者之间缺乏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前者是历史的,后者是逻辑的。所以,就我们在中国社会的改革实践而言,如此广泛地使用“制度经济学”这一名词,蕴涵着思想方面的危险。

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的分离状况意味着,当我们要将原本基于逻辑分析的经济学派的看法用来支持我们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之内试图加以实现的基于历史分析的制度学派的看法时,我们的意图缺乏理论基础,于是这些意图仅仅是韦伯在讨论“责任伦理”和“意图伦理”时所说的“政治的意图”。

最近几年受到广泛批评的,首先是单纯地基于逻辑分析的经济政策。其次,由于受经济学的逻辑分析的影响,原本应坚持历史意识的制度学派,在中国却逐渐演变为所谓“制度主义”的经济学派了。制度主义的经济政策,忽视了与“制度”相匹配的“人”。一套制度,或许在西方各国早已行之有效,对于它的合理性,也因而有了基于逻辑分析的经济学论证。假如它在中国社会的合理性从未被逻辑地论证过,假如我们的政策制订者们决意要在中国实施这套制度,那么,他们不能忽视的,首先是它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的合理性,其次,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的相容性—— “制度”与“人”的匹配。卡尔·波普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警告我们:制度如同城堡,图纸设计得再完美,假如找不到守护城堡的士兵,则形同虚设。

现在格外地享受着中国经济“奇迹”的官僚们,格外地喜欢从外国援引符合他们口味的制度。请注意我的措辞——制度舶来品必须“符合”他们的口味。因此,我们可爱的制度主义者们的处境相当尴尬。当他们鼓吹的那些制度符合官僚们的口味时,他们是座上宾。反之,而且最近经常发生,当他们鼓吹的那些制度不符合官僚们的口味时,他们便要饱受折磨。

我在旁观者的位置上,建议我的制度主义朋友们停止向官僚们建议任何制度——除非我们解决了我在文章开篇所说的那些困难。最近关于卫生制度改革的讨论,据说有9套方案,来自不同的部门和学派。其实我们不必如此细分,只要3种方案就够了——市场化的、反市场化的、既不主张市场化也不反对市场化的。关键在于,官僚们喜欢的是什么?我推测,首先,他们最喜欢面前摆着许多可选择的方案,其次,他们喜欢从许多可选方案里选择最符合官僚口味的。什么是符合官僚口味的方案?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过,即“同等风险程度下的努力最小化”的方案。就这一次卫生制度的改革而言,选择市场化的方案似乎将给官僚们带来高得多的风险。选择什么都不做,有些类似于上列第三种方案,鉴于大众和医护人员对卫生现状的普遍而强烈的不满,似乎也将给官僚们带来高得多的风险。所以,符合官僚口味的,在目前政治格局内,是反对市场化的方案。

这样,我的那些制度主义朋友们的谬误便很明显了。首先,他们忽视了在中国制订政策的官僚们的“口味”或“偏好”。其次,他们忽视了波普警告过我们的“制度”与“人”的匹配问题。第三,即使他们认真要解决匹配问题,他们长期忽视了的,是这一问题之内的人的历史维度。中国人与西方人,确实很不同,否则我们将难以区分我们自己与西方人。我曾论证过,中西之间的这些差异,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概括为“行为模式”和“情感模式”。前者往往能够被观测到,后者则往往不可观测。其实,在行为科学的(不是行为经济学的)论域内,“行为”概念已经包含了“情感”概念,后者是哺乳动物所具有的行为能力之一。

由于上述的行为与情感的模式差异,那些普遍适用的概念,例如,对“制度经济学”而言最重要的概念——交易和权利,对“经济学”而言最重要的概念——偏好和成本,当它们被运用于中国社会时,可能引出未曾发生于西方社会的重要问题。当然,这也是我素来宣称的“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的表现形式之一。

不错,中国问题是复杂的。例如,我们很难根据一家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来推测它的经济绩效。事实上,我们周围既有绩效超越了国有企业的私有企业,也有绩效超越了私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在中国,要推测任何一家企业的绩效,我们没有什么省力的办法,只能亲自去那里体验,成为真实的旁观者而不是想象的旁观者。也因此,我几乎从不相信官方发表的统计数据和多数非官方机构发表的调查数据,除非那些数据,在我体验过的生活中,不仅符合我的体验而且符合经济分析或制度分析可能得到的理论推测。

我们这一代人,在经历了30年改革之后,所需要的,不是为30年改革撰写赞美诗,而是要对未来的改革提供一套包含着批判性思考的学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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