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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与天下主义 及元化先生《财经》文章之第三部分  

2008-05-02 10:46: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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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20 《IT经理世界》发表
世界公民与天下主义
汪丁丁

30年前,虽百般曲折,中国的政治家们毕竟启动了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局面几乎立刻就变得很明朗了:市场内在的逻辑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迅速展开,并将引发整体性的社会变迁。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要么将使市场力量成为社会演化的主导力量从而中国社会将趋同于西方的“市场社会”,要么将激发出足以容纳和制约市场力量的新型社会——至今无人知晓那是何种社会形态。

几乎250年前,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版发表,随后,他收到埃德蒙·伯克的来信,这位杰出的思想家被斯密关于斯多亚学派的描述深深地感动了。事实上,斯密研究者们公认,对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原富》影响最深的思想传统,其一是牛顿天文学,其二是斯多亚伦理学。

深深感动了伯克的那段文字,大致如下(此处,我的翻译不同于商务版中译本):根据斯多亚学者的看法,人,应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视为大自然的广袤共同体的一分子,而不应将自己视为某一分离的和无关联的孤立主体。

斯密的“世界公民”理念维系于斯多亚学者对于世界的先定和谐秩序的信仰之上,这一信仰为世界公民提供了“安于现状”的理由,并且最终在和谐秩序之内获得以内心宁静为特征的个体幸福。

稍晚于斯密的另一西方大哲康德,在晚年撰写的一系列文章里也使用了“世界公民”这一源自希腊文“cosmopolity”的语词。康德的“世界公民”理念维系于“大自然的隐秘计划”,他在1784年发表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何兆武译商务版)之“命题八”的开篇做了这样的陈述: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禀赋的唯一状态。接下来康德写了“命题九”即最后一项命题: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

显然,康德奉持的“大自然的隐秘计划”与斯密奉持的斯多亚主义者的“宇宙的先定和谐秩序”,二者可以类比,它们都意味着人类理性不足以明了神(大自然)的秩序(计划)。只不过,先定和谐秩序是一静态的概念,隐秘计划则是动态的概念。

另一明显的差异在于,对人类行为而言,斯密的世界公民理念要求的,是一种伦理态度。可是,康德的世界公民理念要求的,是一种政治态度,这种政治态度被具体地描写在康德这篇文章的命题四和其他几项命题内。例如,命题四:“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这里发生的,便是人类的政治化过程,从自然人的对抗性,逐步演进至国家与国家的对抗性,即康德在命题五的阐述里指出的:“......因而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必须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社会,那也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甚至,康德指出——在解释“命题七”的时候:一切战争,在这一意义上都是大自然隐秘计划的一部分,犹如小树只有在竞争中才笔直地向上生长,人类各国由战争演进至永久和平的共同体。

或许,我推测,从斯多亚主义者的世界公民理念,可以不向康德的政治化方案过渡,而是向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过渡。后者在当代中国已为大众熟悉,略嫌极端地被称为“天下主义”。我对任何“主义”都持怀疑态度,因为它倾向于将它所包含的思想或理念僵化为意识形态。

甲骨文“天”与“元”都含人形,其上有“一”或有“上”。另一方面,甲骨文“下”与“上”只用两条长度不等的横线表示。上线短则表示“上”,下线短则表示“下”。若以远古人类的心理来推测这些字形,“天下”的涵义应由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来界说,从而演化为“伦理的天下”。

我们臆测的远古天下的伦理涵义,不是以任何个人为中心的。其实,每一个人日常接触的其他人,如费孝通所言,都形成许多远近亲疏的“同心圆”。伦理的天下,在每一个人那里有这样一族同心圆,但没有哪一个圆心是天下的中心。凡要求有“中心”的,势必演变为政治的天下。我赞同梁漱溟先生的论证,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与情感,不是政治的,只是伦理的。

伦理的天下有无数的同心圆族,这样的天下会有秩序吗?这里,我们遇到了斯多亚学派的信仰——先定和谐的秩序。你不妨借助博弈论的均衡存在性定理,来支持你对这一秩序的存在性的信仰。不过,我觉得不必有均衡存在性的数学证明,只要有斯多亚学派的生活方式,就可能让我们重新与古代中国人的心灵相沟通。

王元化:谈鲁迅研究·续谈《怪虎豹》

  作者:王元化   [2006-08-21 00:00:00 ]
 

学派分歧,有时并不能妨碍对时代的感应和对社会的洞察可能得出同样的结果


    目前鲁迅研究中大多集中在某几个问题上,这些问题谈得都很多了,但是还有很多领域没有涉及。鲁迅与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就比较薄弱,其中很多话题没有很好地展开和深入。如鲁迅与章太炎在学术上有没有传承关系,还有鲁迅对顾颉刚等推崇今文学和倡导疑古派治学方法的批评,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看法和太炎非常接近。可以推断,鲁迅对太炎的学术观点基本上是认同的。尤其在对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看法上,二人是一致的。然而,现在似乎没人研究鲁迅与太炎五朝学的关系,更没有人从文化思想来检讨一下鲁迅在这领域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深的见识力。我喜欢《文心雕龙》,跟鲁迅对刘勰这部书的推崇是有关系的。比如,《文心雕龙辨骚篇》有“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四语,鲁迅说刘勰在这里所要阐述的是那些《离骚》的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含深哀焉。”鲁迅用短短数语就道出了其中的深沉涵义。他说刘勰这四句话,隐寓着深深的悲哀:那些模仿者没有一个人看出屈原的深刻思想。他们不知屈原的成就不仅在文学上显示出华采,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所发出的正义呼号。我原来是读过《文心雕龙》的,当时就看不出这里面有这么沉痛的意思。读了鲁迅的简短评语后,再读《文心雕龙》就有深层体会了。
    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方面,需要继承,但不能因为有很好的方面就全部接受,要有鉴别;同样,也不能因为有坏的地方就一概否定。五四时代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但国外就不是这样。比如柏拉图曾公开赞成奴隶制。但柏拉图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多真知灼见,对于西方文明具有深刻影响,我们接受他的思想文化遗产时不去接受不好的方面就可以了。


    龚自珍论孔子观人提及“怪虎豹”的话,使我想起鲁迅也有类似的看法。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前不久,《作家》上刊出了他的一篇《半夏小集》。这篇文章包括几则各自独立的短文,其中有一则谈到,庄子认为他死后身体可以随便处置:“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结果都一样。
    但是鲁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养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当时我看不懂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过了些时候,明白一点了。我记得鲁迅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说过,他的身上背负着两个古老的鬼魂,一个是韩非的峻急,一个是庄周的随便。《半夏小集》所引用的庄子的话,就是一种随便的态度。由此推想,鲁迅这则短文,大概是要表明摆脱早年背在他身上的庄周的鬼魂罢。但这样解释,毕竟未明根本,意尤未惬。直到最近在写《谈四代篇》时,才忽然想到鲁迅赞美“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出现的狮虎鹰隼,岂不正像龚自珍赞美高山多林中的“怪虎豹”?鲁迅憎恶“ 只会乱钻、乱叫的癞皮狗”,岂不正像龚自珍憎恶那批“庸俗、卑吝、猥琐的侏儒”?这种胸襟,这种思想,不也同样表明,在一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时代,对于一种坚强的性格、充沛的精力、巨大的气魄的期待或向往? 
    鲁迅在他的文章中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龚自珍,可能这也是由于他在国学上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对于龚自珍,章太炎不客气地斥为“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往往如谵语。”
    不过,尽管学派上有分歧,但有时也会在文风和某些观点上趋于一致。龚自珍可谓我国最早的讽刺文学家之一,章太炎也是著名的讽刺文学家,喜爱讽刺这一点两人并无二致。我每读龚自珍那些思想深邃的系列讽刺文,《明良论》、《乙丙之际塾议》、《古史钩沉沦》,总是感到激动,深为叹服,同时也不禁奇怪何以太炎对龚自珍竟有如此苛刻的评语。学派分歧,有时并不能妨碍对时代的感应和对社会的洞察可能得出同样的结果。自然,这种感应必须是敏锐的,这种洞察必须是深刻的。■

“苦闷时读读书,也许可以帮你”

  作者:王元化致吴步鼎   [2007-04-16 00:00:00 ]  共有 0 条点评

□ 王元化致吴步鼎

    把温暖和阳光送到世上来。我并不把生死放在心上,但不要毫无意义地死掉。让我们珍惜自己的生命


  看到你的信,我很高兴。如果不妨碍你的健康,望来我家一叙。事前顶好约定一个时间,以免空跑一趟。倘医生不准出门,那就遵医嘱,不要来了。书面谈谈也好。
  生病是会寂寞的,所以我碰到同学,总叫他们去看看你。过去我在北平得眼睛病的时候,长期卧床。别人读书给我听,使我解除了不少寂寞。你也不妨试试看,苦闷的时候读读书,也许可以帮助你,使你精神好一些。下次我去找些好书借给你读。你读过《约翰克利斯朵夫》么?我经常把它放在手边。当我对生活感到疲乏,精神感到沮丧的时候,就打开它来读,让它疗治我的空虚。希望这本书也会给你同样的力量。
  我虽然不像你在生病,但生活中有许多事在压迫着我,消耗着我的精力。我不比病人更少痛苦。我所经历过的,大概你是不会想到的。许多不应有的事,恰恰是有些高喊革命的人做出来的。这你想得到吗?罗曼罗兰说过,跟在狮子后面的狼是到处都有的。
  我为什么要写舅爷爷这样一个旧时代的人?因我在茫茫人海中找不到感情的寄托。较之那些表面上的笑容和眼泪,口头上的豪言和壮语,我宁可神往旧时代的朴素的小人物。有人说我的小说受到屠格涅夫的影响。这其实是不对的。我并不怎么喜爱屠格涅夫的作品。这篇小说是读了《旧式的地主》的影响。果戈理在写旧式地主时说,他在一群穿着燕尾服的绅士中间,常常想到已经消逝的那些可爱的老人面庞。
  ……下次再谈。

  《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被一位友人借去,催了几次,至今不还。等一收回即转你一读。现先将手边的《人间》和《童年》借给你。
  这两本书都是高尔基写的。在我所读过的高尔基著作中,我比较喜欢这两本,特别是《人间》。他写出了少年时代的惨淡的生活,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过去,我曾将它借给蔡达君,他读了,高兴得很。他告诉我,不知读了多少遍,还把其中一些他所喜爱的句子,抄在一个小本子上。后来,他自己也写了一篇小说《魇》,我看很受到《人间》的影响。不过我最喜欢的书,还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一定想法子让你读到它。


  上次步鼐带来你的便条,当天夜晚回家就看到了。
  《文坛》就快出版了。里面有我从前写的一篇小说,出版后当寄给你看看。这刊物的老板很疙瘩,处处要干涉,下期大概不能合作,难以为继了。不过,刊物还是要办的,我们想改在别处出版。
  你的身体怎样?望保重,最近新出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大批大批地涌现出来,但办得好的并不多。《文艺复兴》可以一看,但撰写的人都是名家,似乎缺少了一点青年人的朝气。其他刊物多剪抄杂凑而成,不值一顾。今天从早上写稿,直至现在,手没停过,腰也有些酸痛了。改日再谈。


  多时未见,听说最近你又病倒了。我因为被许多杂事所缠绕,而你又说过,去你家不便,所以没有去看你。你的近况如何,无时不在念中。
  最近我在帮忙编副刊,听说你已经知道,还看到过了。不知以为如何?盼提提你的看法。现托朱寿曾来向你要点稿子。(最近身体不好,不要写新的,只要清出以前写过的旧稿,就可以了。)信也不要回我,有事,就托朱寿曾转达。我会给你去信的。


  近况怎样?病如何治疗?一切在念中。我想请步鼐到我家来好好谈谈(因为你说到你家不方便),请他定个时间,以便届时在家等候。
  来信说得都很黯然,读后怃然。达观一点吧。静心养病,我相信你会好起来的。我刚进高中时,曾患一种古怪的眼病。那时家境不错,不惜花钱为我治病,但医生束手,不少医生说我的眼睛将来恐怕要瞎掉。瞎掉跟死亡不是差不多么?那时我像你现在一样悲观得很。我看见和我差不多大的青年人,自由自在,在外面跑,要读书就读书,要做事就做事。我想只要像他们一样,再活五六年,死也甘心。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年,痛苦极了。
  七七抗战爆发,那一年我居然奇迹般地好起来了。连医生也莫名其妙。他们始终不知这病的起因和如何去治疗。你已经和病斗争这么久,再坚持下去,像你这样一个有用的人,我相信是不会离开我们而去的,我们还需要你。我比你大不少岁,阅世阅人不少,但真正的人并不多,得意的、享福的、掌权的、操纵别人的,以美名标榜自己的……太多了。
  但这个世界的命运应该由人来决定,我们不要自暴自弃,有苦难就忍受吧,把温暖和阳光送到世上来。我并不把生死放在心上,但不要毫无意义地死掉。让我们珍惜自己的生命。
  前天听到蔡达君的死,我愕然。他是有前程的,但走到半路就消逝了。他写的《大姊》不错,《魇》更好。将来设法找到给你看,希望你有条件也动动笔。不要太悲观。我有许多事要问步鼐,叫他一定来一趟。你有话也请步鼐转告我。下次再谈。


  我最近搬到杨树浦沪江大学去住了。为的是帮大姐看看家,同时也贪图那里清静,可以安静下来看书写作。今天刚刚从沪江回到城里。
  《童年》、《人间》都读完了吗?你认为《人间》比《童年》好,我也是一样。在高尔基的作品中,我比较喜欢他的自传体的小说,写的是亲身经历,感情也真挚。他的初期作品,似乎太追求美,太追求情调。我不喜欢它们的罗曼蒂克气息。他后来写的长篇又太理智化了,如同生物学家在解剖标本,而没有作者的感情贯注。
  我已退出《文坛》,现打算和满涛、林淡秋、冯雪峰合办一个《现实文艺丛刊》,由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出版。其中将发表我的一篇小说(是写一个残废人的)。希望你读后,提提你的看法。
  近来手边无好书可读。偶尔去书店去翻翻最近出版的新作,大多浮浅得很。不是空喊,就是那些十分草率的急就篇。倒是几本旧书,让我越读越有味。契诃夫的剧本真是好极了。不知你读过他的《樱桃园》没有?大可一读。不过,一般读者似乎不大能了解契诃夫的朴素和平静。你读后有什么感想?我愿意你找一本《樱桃园》读读看。我们编的那个小刊物,下期就预备发表一篇介绍契诃夫的论文。我相信会帮助你去理解契诃夫的。
  不要太多想到身体。有空可以找朋友谈谈,要么看看书。老是想着自己的病,会使自己情绪坏起来。这是我过去患病时的经验。你已经在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好极了。下面几册倘借不到,请告诉我,我会设法去借的。


  这些天没有回杨树浦,一直住在家里,就为的是忙办杂志的事。《现实文艺丛刊》已定下月十日出版。一出版就会送给你一份。这个小小刊物,一拖再拖,全是些人事问题,好在现在全解决了,一部分稿子已发排。我写的一篇,自己并不满意,你读后也许会失望。
  《沙宁》我曾读过,并不是写残疾人的,和我写的完全不同。沙宁是一个变态心理的人物,可以说是精神上的残废者。而我写的是一个身体上的残废者,这个人的精神上、心理上是并不残废的。自然我在写这个人物时,把自己的一些牢骚也放进他身上去了。
  据我推想,你读了《沙宁》不会怎么满意的。书中有股虚无气息,这个人物也太颓废了,充满着世纪末的悲哀。我虽然不是强者,但我也不喜欢这种精神太不健康的作品。何况《沙宁》写得也并不深刻。我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一个人,你会觉得他并不陌生,是属于你自己的灵魂,包括你的坚强和你的软弱……这部书的第一本还不是最好的。我最喜欢的是包括《节场》在内的第二本。
  我早就鼓励你写点东西,不必顾虑,也不要怕写不好,你只要翻翻现在的那些报刊,里面充斥了多少无聊的垃圾。我也不喜欢钱锺书的《围城》。朴素地说话,真诚地写文章的人太少了。如果能读到你写的东西,我会多么高兴啊!我们都喜爱文学,都把文学当做照耀阴霾人间的火把,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它呢?
  一年多来我碰了不少钉子,不是我做错了事,而是我不肯作违心之论,不肯说谎,不肯趋炎附势。我受到的打击不是来自黑暗势力,有的冷箭从背后射来,竟出自革命营垒……这些你也许还不明白,我向你说这些话,是要让你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不幸。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坚强一些。■

【编辑附记】
  1942年至1943年,上海沦陷时期,王元化经友人冯宾符介绍,到储能中学教书。这所中学原是宁波孝实中学,抗战爆发后迁至上海。这组信中的吴步鼎、吴步鼐兄弟,当时都是王元化教的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对于他们,王元化后来曾回忆道:“这些初中孩子似乎都很成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抗战前途。上课以外,他们还找来许多课外书来读,组织了相互交流书籍的小小图书馆。大概环境越是恶劣,生活越是艰难,孩子们反而更早懂事,更奋发有为。”其中,吴步鼎是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位,在当时学校举行的各班级合在一起的作文比赛中,他获得全校第一名。
  吴步鼎患有肺病,经常请假,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只能辍学在家养病。王元化在储能中学教了一年多书,因政治环境缘故,后来也辞职离开。不过,王元化和这些学生一直保持着联系。这里刊出的七封信(因篇幅所限,本刊略有删节),是王元化在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写给吴步鼎的。后来不久,吴步鼎就病逝了。
  在这些信中,王元化一直在鼓励这位患病的青年学生,希望他多读读书,排遣心中寂寞,增强继续生活的信心。信中多次提到罗曼罗兰的著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王元化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忆自己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情景:“我一早就起来躲在阴暗的小楼里读着这本英雄的传记,窗外可以看见低沉的灰色云块,天气是寒冷的,但是我忘记了手脚已经冻得麻木,在我跟前展开了一个清明、温暖的世界……”
  时隔60余载之后,我们再读这组信札,仍可感受到一名教师鼓励学子的情愫。这又何尝不在鼓励他自己?何尝不是在鼓励今天的学生与青年?

顾准其人其书

  作者:□ 王元化   [2007-04-30 13:00:00 ]  共有 0 条点评
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
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不是一本为发表所写的著作,而是顾准应他兄弟的要求断断续续写下来的笔记,时间是从1972年到1974年作者逝世前为止。我要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华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你思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如果要我勾勒一下我从本书得到的教益,我想举出下面一些题目是我最感兴趣的。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先秦学术的概述;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等等,都作了很少有人作过的探索,显示了真知灼见。
  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锋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夹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他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
  他对于1917年至1967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形成一部结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
  读了这本书我不能不想,是什么力量推动他这样做?请想想看,他很早参加革命,解放不久在“三反”整党中被打下去。“文革”前曾两次戴上右派帽子,一次在1958年,一次在1965年。据我所知,这是绝无仅有的。
  “文革”开始,唯一关心他的妻子自杀了,子女与他划清界线。他断绝外界往来,孑然一身,过着孤独凄苦的生活。在异地的弟弟和他通信,顾准寄给他大量笔记。读了这些凝聚着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为之感动。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
  我由此联想到历史上那些不计成败,宁愿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人物。记得过去每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总是引起内心的激荡。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往往是那些饱经忧患之士。鲁迅称屈原的《离骚》: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万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不敢言。他指出达到这种高超境界,是基于摆脱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倘用他本人的话说,这就是: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样在前,顾忌皆去。
  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经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休。
    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这本书最美的篇章。
  我认识顾准在抗战初期,他比我年长,我们在1939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信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二十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
  一九九○年■

宦术《京师乐籍说》

  作者:□王元化   [2007-05-28 00:00:00 ]  共有 3 条点评
后世统治者佩服曾国藩,大抵是由于他把刚柔相济运用得十分贴切恰当的缘故。曾国藩喜网罗人才于幕中,其僚有三圣七贤之目。时人对这些人,曾以“此身终不动,只想见中堂”诟之。曾国藩用人之法,亦颇可观

宦术
    曾国藩深于宦术,兼综儒法,以黄老之术行道,善用其刚,而以柔全之。他在排挤倾轧的宦海中,因势利导,左右逢源,以至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老练持重,所以人称他有沉鸷之才。
  当他享盛名时,反而注意收敛,以避清廷忌汉人独专危柄。如他始终不肯拜受节制江浙四省、节制直鲁豫三省之命。同治九年,上谕又命他节制楚北,他再次属疏力辞以避满大臣官文。这些地方足见其深沉老练。太平天国破后,清江宁知府徐宗瀛为理学名臣,拟禁阻秦淮画舫恢复旧观。曾国藩知道后以“养活细民”为由准其恢复。后人对此引为美谈,称赞他的胸襟和识见。其实这一举措别有深义,他这样做不过是延续采用了清朝一贯的政治政策,只要读了龚自珍《京师乐籍说》即可明白。
  后世统治者佩服曾国藩,大抵是由于他把刚柔相济运用得十分贴切恰当的缘故。
曾国藩喜网罗人才于幕中,其僚有三圣七贤之目。时人对这些人,曾以“此身终不动,只想见中堂”诟之。曾国藩用人之法,亦颇可观。
  《水窗春呓》记湘军与太平军战:
  
  ……势危急。时李肃毅(鸿章)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如何?”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这里所用擒纵之术与“挺经”契,虽柔实刚,较之那种缚而饲之的用人之法确要高明多了。
《京师乐籍说》
  龚自珍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寓意深远的文章。它犀利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钳塞天下游士之术:“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备,国家不能无私举动,无阴谋。霸天下之统,其得天下与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齐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
  于是乃有乐籍之设,以钳塞天下游士,“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瑕以读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壹,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
  但是,这种约束羁縻的阴鸷之术能不能收到效果呢?他的回答是:“曰:如是则唐宋明岂无豪杰论国是,掣肘国是,而自取戮者乎?曰:有之。人主之术,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这是一篇声讨封建统治的檄文,写得慷慨激昂,令人展卷方诵,血脉已张。
清统治者为了扑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在文章中提到反满固然绝对不可,就是涉及金元也在严禁之列。所以这篇文章只举唐宋明,而把元剔除在外。清雍正朝虽有罢教坊乐户之谕,但只是装点门面,事实上娼妓仍存在。《平均篇》中就提到当时有“女子鬻容之肆”。后来,曾国藩在破除太平天国后,即下令盛奖勾栏,秦淮河上,笙歌彻旦,便是采取这种手法。
  了解了当时背景,再来读这篇文章,就不难领会它的迂回曲折笔法所隐寓的深意:说的虽是唐宋明的封建统治者,但也针对了清统治者在内;说的虽仅限于乐籍一事,但也使人一隅反三,由此推断封建统治者是怎样既阴鸷又卑怯地采取禁锢思想的愚民政策。因此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篇寓言。
读了这篇寓言后,回过头来再看看他那主张更法的经世致用的文章,什么“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什么“莫如使民不识知则顺我也”,显得多么迂腐和保守!■

记郭绍虞

  作者:□王元化/文   [2007-06-25 00:00:00 ]  共有 0 条点评
他不大会说话,因而就需要从他那近于木讷的谈吐中去发掘寄托遥深的寓意

   
今天各大学中文系已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列为普遍开设的学科,而这门学科的建立则有绍虞先生的一份心血。早期教授这门学科的卓有成就的专家如罗根泽、杨明照等,均出自绍虞先生门下。
  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使人认识到它是一门独特的学问,而不是无根的游谈。绍虞先生曾谦逊地说,他这部书只是早出的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跟随者。但正如朱自清先生在评郭著时所说,“它虽不是同类的第一部,可还得称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
  绍虞先生以照隅室作为斋名。晚年印有《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照隅室杂著》三种。照隅二字取自《文心雕龙序志篇》:“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这句话的原意,是刘勰对于前人持论多陷于取小忘大作风的指摘,本含有贬意。绍虞先生反其意用之,不仅在于这两个字和他本名谐音,而是寓有其他命意。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我)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能粗鲁地观衢路。”这意思是说,宁可详细地从事一些个案的具体研究,而不愿粗率地从事抽象的理论概括。这一说法在今天正盛行着以简单的概括手段作为宏观研究的时候,就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所接受了。
  绍虞先生《论八股》一文表明他对趋时之病最所痛恨。他称这种风习为“一窝蜂,即所谓赶时髦”。文中援引了章炳麟《复仇是非论》中一句话:趋时之疾沦于骨髓,相率崇效,与高髻细腰之见相去有几?(大意)他在治学上像老一代重视独立精神的学者一样,是不肯曲学阿世的。这一点在他所写的《语文通论》诸作中,也留下了痕迹。语言文字的研讨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仅仅把他视为古代文论的学者,忽视了他在语言文字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就不能对他作出全面的评价。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少创见,往往发人所未发。
  尤其他对于语言与文字或文言与白话问题的论述,更值得我们注意。这个问题从“五四”以来就已经有了固定的看法,胡适的活文学死文学之说似乎成了普遍为人接受的共识。绍虞先生并没有对此说进行商榷,他的话虽然说得十分委婉,但细心读者不难发现他的某些论述实际上正是对此说献疑。这可以从他对近乎口语的周秦文辞和与口语远的唐宋文辞所作比较看出,也可以从他对韩柳的古文、明代的语录体、戏曲等杂以骈语的论述中看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在绍虞先生生前,向他请教这方面的学问,我的理解可能是很不够的。
  凡和绍虞先生接近过的人,从未见他有激烈的言语和动作,都觉得他性格温和。他说话总是那样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但根据他的弟子记述,他也有过感情激动的时候。这事发生在抗战初北平沦陷后的燕京大学课堂上。一天他上课讲到《黍离》诗时,竟然恸哭失声,以致使满座随之泪下。这一突兀举止也不难理解,在为人处世上,他本来就称颂过狂狷性格。他在《忆佩弦》一文中说朱自清,不英锐而沉潜,不激烈而雍容,在性格中具有更多的涵容成分。他把朱先生归结为“不必定以斗士姿态出现而仍不失为斗士的人”。这足以说明他对斗士的向往。
  最近读到前几年唐弢先生为纪念绍虞先生而作的《狂狷人生》,我才知道解放初复旦中文系聘我去兼课是出于绍虞先生的举荐。那时我们并无来往,后来绍虞先生也未向我提及此事。根据我和绍虞先生多年接触所得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位不知文过饰非而敢于展露自己胸襟的长者。“文革”刚开始,报上正在批“三家村”的时候,紧张的政治空气令人惶惶不安。我去见他,向他谈到邓拓。他没有一个字涉及这场运动,只是出乎我意外地说了一句“可邓拓书法实在好”。说完他走进里面的书房拿出一本美术杂志,翻到一页刊有邓拓写的“实践”两个字指给我说“你看”!此情此景使我至今难忘。
  再有一次在“四人帮”粉碎后,那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了。他略带微笑地向我说,他曾经也想用儒法斗争的观点去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文革”结束了。这种毫无掩饰的坦诚,再一次使我惊讶。绍虞先生虽教书多年,但他不是口才便给的人,他不大会说话,因而就需要从他那近于木讷的谈吐中去发掘寄托遥深的寓意。绍虞先生真诚地相信应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像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我感到遗憾,当时没有和绍虞先生深谈,不知他在几十年改造的经历中,究竟领受了怎样的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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