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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村官们的生活---转自《财经》“视觉”  

2008-04-23 08:05: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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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村官"路

扬明《视觉》   [2008-03-31]

文/杨明 


  2006年3月,北京市第一批试点大学生村官60人走马上任,随后的一年多,陆续又有数千名大学生去往北京郊区农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等职务。他们的合同期是三年,平均每月2500元的待遇,还可享受落户北京、考研加十分以及考公务员优先录取的政策优惠。2007年,北京更有2万名大学生报名,争取3000个村官名额。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透露,有关方面将实施一个“十万大学生村官”的人才工程。
   工作将近两年,理想与现实碰撞,大学生的村官路究竟走得如何?文中走访的十几位代表,只是这个群体中极小的部分,他们遭遇的苦乐,他们内心的忐忑,虽然并不能代表这个群体的全部,但也折射出一定的真实。

熬呗

  “这是昨天的《北京晚报》,今天下午居然3点钟就送到了。”刘亚鹏是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二条街村的助理,作为北京市第一批试点大学生村官,他在这里生活已经两年,对这一点小小的不便,早就习惯了。
化学专业的刘亚鹏,刚来不久就带着村民搞起了草莓大棚种植,不过效果一般。他平时就住在村委会大院,每天对面办公室的电视机一打开,就不得安静。“声音太大了。有阵子大家喜欢看《亮剑》,我就跟着听了几个月的《亮剑》。看书,就别想了。”
  刘亚鹏最让有的“村官”羡慕的地方,是这里有食堂。与马坊镇一小时车程的平谷区金海湖镇,因为没有食堂,买菜来回要走半小时。
  更麻烦的是“洗澡的问题”,尤其是女生。冬天还好,可以到大一些的有公共浴室的村子去洗,村里一般也会发些补助。不过,洗澡的价钱可不便宜,每次5元,100元的洗澡费只能用上20次,这可是整个冬天的洗澡费用。
  到了夏天,女学生们就自己在屋里解决。脚踩两只脸盆,从另一个大桶里舀水冲,每次洗完,屋子里都像是水漫金山。
  生活上的不便,大家如今都已泰然:“熬呗,能有啥办法,农村就是这个样子。”马坊镇一位村支书助理说。
  
落差

  “我觉得,大学生来到村里,并不像有些新闻报道说的那样,村民如何如何欢迎。”朝阳区一个乡的大学生助理小宋说。在他看来,不少村民觉得大学生的到来,占去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何况,平均2500元的月工资,加上各项福利,让很多村民羡慕。“他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回农村工作,又怎么会相信我们能在这里待得踏实呢。”
  小宋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里守着打印机和复印机,偶尔帮着统计些数据,村民基本把他看作是“当官的”。他非常反感这个称号,他说自己更多“就是打杂的”,写些文件,统计些数据,农忙时跟着村干部下地去干些农活。
  有这种感受的人不止小宋一个。“我们的工作很多与村民没有多少交集,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忙的更多是村干部的私事。”记者采访到的几位朝阳区、平谷区村官说。
  有的村干部上党校“镀金”,却要求助理去“帮忙”上课,还要“帮忙”写论文,交作业。做吧,心里难受,不愿帮着作弊。不做吧,就要得罪村干部,自己两年后能不能拿到户口,命运还掌握在人家手上呢。
 有的助理只得消极抵抗,说自己不懂电脑,不会写论文,但这非长久之计,也经不住对方软磨硬泡。因为明确拒绝,与村干部闹矛盾的人,也不是没有。
  还有一位说起自己遇到的烦心事。村里拆迁闹矛盾,记者来采访,村民自然欢迎,而村委会当然希望事情越快解决越好,想方设法的阻拦记者。“都不知道是该站在村民的立场,还是村委会的立场。”这位“村官”说,还有一次,村民拆迁补偿的评估机构来测量,测出是21米,而他看评估机构的人写的却是18米。于是他问评估机构的人为什么写18米,得到的,却是村里书记的一句“你他妈的给我滚蛋,要你有什么用!”
  马坊镇果各庄村的助理刘宝平,则有另一种无奈。
  他说,走在村里遇见村民会有很亲切的感觉,村民也会亲热地叫他小刘。可是,许多村民期待他解决的问题,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大学生村官可以解决的。“他们常常和我说什么腐败啊,也说一些涉及农村根本结构性问题的事,这些都是我无能为力的呀。”
  现实与预想的落差如此之大,是许多大学生助理没想到的:“一个妇女主任,每天中午都要到村委会来洗衣服,因为在这里水费不用自己掏钱。”
  一位去年考研成绩近400分,足以录取学校公费硕士,却放弃了深造机会,选择当“村官”的女大学生告诉记者,她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给农村带来一些改观。”
  然而她失望了,“我们的工作只是替代,没办法影响。” 在她看来,大学生下农村,就像以前引进国外的先进机器一样,压根就不会用,来了也是堆废铁。如果还能选择,她说,可能就不来了。

未来

  “心累”,是他们的普遍感受。对太多事无能为力,刚来时想大干一番的心思,也渐渐淡漠了,“接下来的任务似乎就成了捱时间,心里越来越觉得烦。”
   一位“村官”说,她打算要重新开始日语学习,然而,在这个距离河北不到10公里的村子,“根本找不到可以练习口语的人”。
  他们羡慕那些所学专业能用得上的“村官”伙伴。比如在报纸上看到平谷区的刘宝平,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法律系,他帮村民调解纠纷,代理官司,学有所用。
  但多数人找不到这种成就感。“大学生村官”不是学生,不是农民,也不是公务员。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份模糊,名号却挺多――有些区在抓食品安全,他们就又成了区里聘任的食品安全员。
  因为身份不确定,权利责任义务也就相对不确定。比如,他们的“住房公积金问题”、“周六日休息”的问题,都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政策不明的,不止这些。合同期满后,他们将何去何从,更是让他们忐忑不安。
 “如果真想留在村里、乡里,按规定,工资待遇第三年平均是每人每月3000元,可现在村长的工资才1000多。没有政策支持后,得给你发多少工资?难道比村长还高?”
  至于考研加十分、公务员优先录取的优惠政策,在他们看来,也难有保证。“优先录取?这话带着太多的主观性;考研,现在的情形下专心复习并不容易;进入人才市场,这三年的农村工作经验,能得到承认吗?”有这种疑问的,不在少数。
 他们不得不考虑未来。然而未来,在他们心里,又同样模糊不清,难以掌握。
  “也许,不论三年以后去哪儿,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那位放弃了读研机会的女生说,既有无奈,也带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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