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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能开一代民主新风  

2008-04-01 06:41: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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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能开一代民主新风

□ 钟沛璋/文 《财经》杂志 总第207期  [ 03-17 09:21 ]

公开的舆论监督,让人民说出心里想说的活,思考民族国家的前途,监督国家干部、官员必须走正路,这是多么好、多么重要的事情

  “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长文的题目。当时,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北京丰泽园饭庄的厨师陈爱武,向中国青年报社反映,商业部部长搞特权:吃一顿饭交的钱不够买一碗汤。
  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了,怎么还能允许这样的封建特权存在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请两位记者去调查,发现确有其事。
    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本报记者马北北、李鹏图采写的通讯,标题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记北京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报道中说:“(丰泽园)饭庄时常有一些‘特殊宾客’来光顾。这些人到饭庄大吃大喝,一顿饭几十元钱,而他自己只付一二元,名之曰‘吃客饭’。在这些‘特殊宾客’中,有一位就是商业部部长王磊。他仅自1977年以来,到这里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达16次。以今年该部长吃的两次存有菜单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124.92元,而他自己只付给19.52元。”
  这一天的报纸,还在第一版配发了题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的社论。当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播了通讯和社论。
    报道和社论刊发以后,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天,王磊就向中纪委作了书面检查。他还分别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和丰泽园饭庄写信,表示感谢批评,并愿意补足少付的钱款。同时,王磊请商业部党组把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读。
    一个在旧社会被看作“店小二”的厨师,现在能够公开批评、揭发中央人民政府一位部长的错误行为,这让大家感到很振奋。《人民日报》和一些地方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报道。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发出通报,批评王磊的错误行为,表扬了陈爱武“敢于揭露问题,向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精神”。
    在这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中国青年报》在第一版陆续刊发读者来信和各界反应数十篇。在“腐败”这个词还不流行的年代,陈爱武被认为是“敢于同特权斗争的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82年3月,王磊被免去商业部部长职务。
  经过十年动乱,心灵受到很大创伤的青年,当时存在一种“看破红尘”的消极思想;而在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眼中,青年又被看成是“刀枪不入”的僵化者。一位家住浙江绍兴的青年来信说,他曾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准则:“多阅读,少思考,不暴露。”但是,一个会思考、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才会有不断前进的动力。如果青年一代都不敢思考,思想僵化,我们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希望?还能前进吗?
  这位绍兴青年看到陈爱武事迹的报道,开始认为这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还替陈爱武担忧:触犯了高级领导干部,还不知道会遭什么罪呢!他万万没想到,纠正错误的实际行动来得这么快,中纪委的通报和部长的自我检查打破了他的“准则”。他平生第一次投书报社,表示:“我现在确信,只有敢于向歪风邪气挑战,依靠党和人民,才能真正改变青年看破‘红尘’的思想状况。希望许许多多参加人生观讨论(指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围绕‘潘晓来信’展开的青年人生观大讨论——编者注)的青年,向那些投身现实、改造现实的有志之士学习,少叹息多奋斗!”
  可见,公开的舆论监督,让人民说出心里想说的活,思考民族国家的前途,监督国家干部、官员必须走正路,这是多么好、多么重要的事情。正如一名青年所说:“这比发表一百个纠正歪风的文件更有力量。”当时受到鼓舞的,当然远不止是像第一次给报社写信的那样的青年,而是看到报纸的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读者。报社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有外地的读者甚至打电报表示庆贺,庆贺中国开创了民主新风。
  但是,对这样的好事情,有人却看不惯。我就受到这样的责问:“报纸公开批评部长,这是谁批准的?”于是,我就在11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写了题为“开一代民主新风”的文章。文中提到:“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是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正面申述了公开舆论监督的好处和重要性。
  上面说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件事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人们看到,这30年来,我国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上已经取得到长足的进步和了不起的成就。那么,开民主新风的状况如何呢?前不久也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法制日报》主办的《法人》杂志登载了记者朱文娜的报道“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说,当地一位女商人因不满县委书记张志国不准她的加油站开业,要用强力把她的企业“从西丰地图上抹去”,愤怒地写了批评张志国的信。结果被抓,以偷税罪、诽谤罪两罪并罚,被判三年六月的徒刑和17万元罚金。张志国看到《法人》杂志上朱文娜写的报道,又立即派多名警察赶到北京,要把记者捉拿归案,罪名也是“诽谤罪”。
  这相隔20多年的两次“轰动”,反差竟如此之大。前者是厨师批评一位中央高官吃客饭不交钱,被批评者立即检讨,其他官员也纷纷补交饭费改正错误;后者是批评一位县官胡作非为,被批评者不但拒不改正,还动用专政工具以“诽谤罪”来逮捕维护法律尊严的记者。这两者的巨大反差说明什么呢?说明当年盼望的开一代民主新风只是刮了一阵小风,事情过后,专制特权的歪风越刮越烈。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今天腐败盛行的社会恶果。
  当年有人责问:“报纸批评部长是谁批准的?”到今天,一个县官竟到北京来捉拿维护法律的记者,说明我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历次宪法早已宣布的新闻自由。我在中宣部新闻局工作时,曾与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积极推动制定能具体保障我国新闻自由的新闻法。几经努力,结果还是付诸流水。由于长期缺乏监督官员行为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官员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肆无忌惮。据前几年统计,从1978年到2003年,我国预算内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支出就达9000亿元,甚至出现“吃喝嫖赌都报销”的千古奇闻。一些地方政府,利用侵占农民土地取得巨额资金,盖起了一个比一个豪华的办公楼。这样发展下去,我们30年改革开放成果盖起来大厦,不知哪一天会倒塌。当政者常说要有忧患意识,最大的忧患莫过于人民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官员缺乏公开的舆论监督。
  党的十七大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十七大报告承诺,要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中提到“民主”,有几十处之多;现在,“民主”已是上上下下各级官员们讲得最多的一个词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联合国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签署这一国际公约也已整整十年。但是,全国人大至今还未批准实施。现代国家的官员们都受新闻舆论监督,尊重舆论监督的官员,才有道德的力量。没有道德力量,与民心、党心相背,任何官员的手中的权力都是靠不住的。我们期待着能保障我国新闻自由的新闻法早日制定、实施。■

  钟沛璋: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82年至1987年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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