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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文章---中国经济学家很容易变态为经济人  

2007-10-11 07:44:5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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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奇迹:1990-2001 NASDAQ指数月线图

中国经济奇迹:1990-2007上证股指月线图

李白甫: 中国经济学家很容易变态成为经济人

恒甫学兄,

我要同你讨论的问题还是一个老题目: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或独立的阶层? 在美国的经济学界,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两种姿态: 芝加哥和哈佛。 跟权力不合作,叫板,批判是芝加哥经济学家的传统; 跟权力合作但保持距离并批判是哈佛经济学家的作风。 这两种姿态都没有牺牲经济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尽管芝加哥的风格更让我们俩欣赏。

我知道你每天都在思考为什么回国服务的中国经济学人总在中国的钱和权的怪圈里周旋,不能自拔。这个问题不解决, 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只能是为钱和权服务的工具。 而你们经济学家尤其可怕:中国经济学家很容易变态成为经济人。 我们绝对不要指望纯粹经济人有独立的意识,道德和良知。

在文化知识界, 在中国能保持独立自主的只有两类人:一种是真正独立的鲁迅类;另一种是自愿选择相对独立的胡适类。你们经济学人可能永远做不到鲁迅类和胡适类。如果你们有胡适当官的机会,你们早就没有一个人去教书育人做研究了。

附录里是我们早就看过了的孙郁的文章:鲁迅与胡适的两种选择 孙郁的观点同你一样的悲观和绝望:我们中国基本上没有知识分子!

德国的亨利希曼说: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作为一个具有清洁精神的人来说,独立于这个世界,恪守心灵的圣地,是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所以是知识分子,乃是具有一种属于自我独立不倚的价值世界。它以在野的声音,向权贵世界发出逆俗的声音。

孙郁说得太好了!

白甫

20071010日星期三

 

孙郁:鲁迅与胡适的两种选择

      “现代性一词已被许多知识者所注意,但我们发现,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现代性的资源,或者说具有现代性意味的文化因子,少得可怜。因此,在打量这一概念时,知识界不得不求助于域外,而这一概念的本身,也正因为是舶来的,所以置身于这一语境,我们多少有些尴尬。
  
    其实撇开这一概念,我们将视线投向同一所指的内容,就会发现,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我以为被近代被现代这一表述似乎更能描述这100年的历史。中国的荣辱、兴衰,以及知识阶层的优劣,均可在这个话题下延伸出来。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开化和不断被推向奴役关系生成的历史。对这一悖论的深切体味者,应当说是五四那一代人。我在《鲁迅与周作人》一书中,谈及过这一点。周氏兄弟对现代进程中的人的渐次丧失自我的警觉,被后一代人所证实了。但实际上,对这一历史话题最具有参照价值的,或许不是周氏兄弟两人,而是鲁迅与胡适。他们的由合而分,由近而远的不同精神选择,似乎更能说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切冲突。
  
    鲁迅与胡适的分道扬镳始于1925年。那时鲁迅开始由官场退向民间,而胡适则由书斋走向议政之路。这种对立的选择,构成了两人性格中的闪亮之点──一个充当了社会与政府的批评者,另一位成了现存政权的诤友。但鲁迅的走向民间其实是站在了弱者的立场发言,他本身对世俗社会的厌恶,并不亚于对官场的冷视。同样的,胡适与现政权──无论是段祺瑞政府还是蒋介石集团,亦保留着相当大的独立性。他们似乎都感到主奴的关系,最容易在这两个团体中生成。鲁迅后来在左联中承受的压迫感,以及胡适在台湾受到右翼文人的攻击,其内心的焦虑与苦痛,从其文字中,多少可以感受到。被淹没于自愿所选择的队伍里,且在那里挣扎着,苦求着,这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真。我们从后来的学人、作家的目录(如巴金、季羡林、韦君宜等),多少可体味到同样的主题。抵抗奴役而终被奴役,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无奈。
  
    我以为鲁迅与胡适的价值选择中所延伸出的文化隐喻,或许正是今天的镜鉴。倘若说中国的文人心灵还缺些什么,他们两人身上的明暗,似乎可以提示出许多东西。在阅读两人的作品时,可以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与人性的看法,有时惊人地相似,但情感方式却大相径庭。一个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知识界的第一要义;另一个则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力阶层,借政治的力量,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两种模式直到今天仍被延续着,我们看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大致也存在着类似的形态。至于周作人、陈寅恪、顾准一类的文人,其影响力远无前两者那么深远,后者在中国,很难形成集团式的力量。
  
    而鲁迅与胡适不仅各自为中心,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深切地影响了现代进程,倘说,鲁迅在心灵的意义上,呈现了人的尊严与价值,那么胡适,则从技术的层面,为中国的现代进程,设计了诸种方案。80年代以后,我们文化与经济起飞的过程,实际上正隐含着他们的精神余脉。这两种独立之精神,为今人摆脱贫困与奴役,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虽然,这些影响有时还是有限的。
  
    德国的亨利希曼说: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作为一个具有清洁精神的人来说,独立于这个世界,恪守心灵的圣地,是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所以是知识分子,乃是具有一种属于自我独立不倚的价值世界。它以在野的声音,向权贵世界发出逆俗的声音。
  
    胡适不能说是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但他却不能像鲁迅那样走向黑暗的深谷,与陈腐的权贵彻底决裂。胡适的独立意志的表达方式,常常是利用现政权的缝隙,或者说利用已有的社会机体,进行渐进的变革。
  
    但这种利用不是简单的依附,他从未跪在统治者面前乞求恩赐。在求索的路上,他没有低下高贵的头。他其实知道,真理的实行常常伴以自我的丧失,思想在现实转换,有时不得不染以俗谛。社会的进化,是不能以纯粹来实现的。
  
    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要有尼采、叔本华、鲁迅、萨特,但也需要黑格尔、歌德、高尔基、胡适这样的人。这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当黑暗过于强大时,铲除黑暗的人,身上不免拖着黑暗的余影。中国知识界的悲哀在于,这一黑暗的余影太长了。所以,无论是鲁迅的反抗,还是胡适的挣扎,都是个未完成的精神表达式。抵抗奴役的路,对他们而言,只意味着刚刚开始。中国的现代进程中,这两类人,都是非健全的。
  
    但在这里,能真正提供精神自由和反奴役意志资源的,也许只有鲁迅。在灵魂的深与思想的深上,鲁迅是一座高峰。他矗立在那儿,提示着人们去注意新的主奴关系的生成。如果说中国的知识界缺少什么,我们与鲁迅的距离有多长,那么所欠缺的就有多长。
  
    这决不是耸人听闻之谈。坦率地说,胡适的选择是常态人生的记录,鲁迅则是非常态的。高远东先生将鲁迅精神比做,把胡适思想看成,正是很好的注释。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义。但悲哀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鲁迅的话题竟是长恒的,一个病态的民族,胡适的自由之梦,常常没有鲁迅式的绝望之声,更具有广泛性。我以为要梳理中国被现代历程最富魅力的因子,鲁迅与胡适的互补性是重要的。或许,国民精神重塑的新途,他们是真正的奠基人。
  
    我毫不怀疑这两种选择的必要性。饥饿的民族最急需的是,但不要忘了,鲁迅这副,永远是不能或缺的。对鲁迅与胡适,或许当如是观。
  
    其实,抵抗奴役的路,会有多种。鲁迅与胡适,不过提供了两种可能。探索现代性,或说被现代的问题,我们固有的资源不多。但倘若从鲁迅与胡适的异同中去发掘探索,那么会发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症结,似乎正写在那里。中国人倘解决不了鲁迅与胡适身上呈现的悖论,那我们的苦运将会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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