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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国玩具问题 ---丁丁《财经》文章  

2007-09-06 10:28: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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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林京,找到了我在北大两门课的时间和地点:行为经济学,理教105,周六 9--10(下午4:50-6:40),周日 7--8 (14:40-16:30 );新政治经济学,周六 5-7节(感谢月涛,更正为下午12:30-3:30),文史104,从月涛的地图看,是在北大图书馆的东侧。也就是说,周六要从午12时讲到晚7时?

今天看到另一助教的来信,转贴在这里,并致谢。

汪老师:
      您好!我在您的博客上看到您好像不知道文史楼在哪里,我现在附一张北大地图给您说一下:进北大东门(出门是成府路)一直朝西走(正对图书馆),大概走 100米您就可以看到了。附件是北大地图,标有文史楼的位置。另外新政治经济学课程上课时间是星期六(5-7节),具体时间应为12:30-15:30,您博客上好像说错了。由于我不能在博客上贴图片,所以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您。^_^
 
祝好!
高月涛

 

也谈中国玩具问题

汪丁丁

 

      辩证地看问题,我们可以想象,通常由逻辑斯蒂曲线所刻画的是随着一种现象从缓慢扩张到迅速扩张再到接近饱和,由这一现象引发的否定它自身的另一现象的孕育和发生过程。后者进一步扩展,呈现出另一逻辑斯蒂曲线,如此无限延展,就是所谓“推陈出新”,所谓“产品周期”,所谓“产业升级”。当前一逻辑斯蒂曲线扩张接近饱和时,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是何种力量导致了这一饱和,如果我们竟然不能辨认究竟是市场不可能继续扩张才导致市场份额接近饱和还是市场可以继续扩张但我们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者呢?那么,说实话,我们就还没有资格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国际生存竞争。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在欧美市场上接近饱和,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日益成为欧美公众议论的主题,尤以玩具为甚。可以理解,若消费者和生产者关于质量的信息不对称性是商品普遍具有的性质之一,那么儿童消费者与玩具生产者之间的一目了然的信息不对称性所要求的厂商伦理和厂商责任,是不能以任何经济学理由或自由市场辩解(包括“全球化”辩解)为托词来脱卸的。

不错,日本和韩国,或曾实施“出口导向”发展策略的各国,都在市场接近饱和的阶段遭遇到因质量问题而引发的制裁。提出这些制裁政策的政客们肯定或多或少代表了国内因市场份额下降而损失了既得利益的那些群体。不仅如此,在中国问题上,这些制裁还或多或少地含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味道。

但中国官员或中国行业协会领导人对国外制裁的任何反唇相讥,在我们看来都是缺乏风度和不负责任的。在这一问题上,真正的责任是玩具厂商对儿童健康的责任。难道我们中国人还可能否认我们周围普遍存在着的假冒伪劣和欺诈式推销的现象吗?难道我们可能否认国内每年“3.15”消费者权益日及其它期间被大众媒体揭露出来的各种丑恶现象吗?就如同我们不应否认“水污染”和“奴工”事件的真实性一样,我们不应否认玩具厂商对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儿童们所犯的罪过。

在国际问题上,我们很惭愧地看到,中国官员们的表现相当拙劣和小家子气。作为对比,韩国官员们——从副总理到大学校长,对待首尔大学那位著名教授的学术造假问题的态度,显得多么有风度呀。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有必要引入一个“勇于承认错误”官员考核指标,来抵消各级政府官员们压制舆论和美化政绩的努力。

作为政府官员,且不提目前官员们的行为,单是你们的身份就决定了你们比普通人更难以获得市场和厂商的真实信息——你们一定明白最不可靠的信息就是早已官僚化或腐败了的质检体系提供给你们的信息。此时,最明智的态度是鼓励一切有助于纠正你们的信息扭曲的行为。有时,这些行为令人难堪,例如在国际舆论面前回答关于中国玩具含铅量超标等问题。最近出现了一种可笑的“反制裁”行为,即国内质检部门特别公布的欧美产品的质量问题。这类问题当然可以发生,欧美地区当然可以有不负责任的厂商,不论这些厂商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外产品的质量问题,这些原本很正常的现象让我们觉得可笑,是因为这些现象总是同时被报道。

否认质量问题,后果之一就是中国的产品将被其他国家的质量更可靠的产品取代,反正现在是“跨国公司”时代,转移生产基地是很简单的事情。也就是说,一条新的逻辑斯蒂曲线将出现在被称为“中国制造”的这条逻辑斯蒂曲线的下面,前者逐渐地让后者接近饱和,最终取而代之。

玩具问题只是最表层的问题。我们一再论述,中国经济已经或早已进入了不应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阶段。发展?是的,任何市场扩张都是发展。与此相反的方向,应当是市场萎缩或市场份额下降。既得利益群体当然要拼命反对,行业协会当然要据理力争,那些与既得利益群体建立了私人利益关系的政府官员当然要“小家子气”地抗议一番。当中国汽车进入欧美市场时,有谁想到过这一“免费午餐”的代价?十分合理地,就贸易平衡而言,中国玩具在欧美市场的份额应当下降。将来,假如中国软件在欧美市场的份额迅速扩张,那么,我们也会十分合理地承认,中国汽车(或许因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市场份额应当下降。这才是超脱既得利益的政府官员应有的态度,或者说,是一种风度。

归根结底,是何种“社会权力”阻碍着劳动而不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不断攀升?或者,退一步询问,是否有这样的阻碍力量?

翻开经济学教科书,当然看不到有任何这样的社会权力的存在,因为经济学假设的是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要求我们假设一个不健康的市场经济,否则,要么我们探讨的不再是中国经济问题,要么我们经济学家就不再是中国的经济学家。

健康与病态,我们多次探讨过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玩具问题、水的问题、奴工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仅当我们承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病态的市场经济时,才有意义,才可能打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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