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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了新家却对未来更加悲观 都市是一种教养 车也是一种教养  

2007-06-30 08:01: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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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李老师宣告“新家基本落成”,我心里的彷徨和悲观情绪开始滋生。常听她讲述那边工地上发生的故事,有一些是关于邻居的,有一些是关于邻居的邻居的,有一些是物业管理人员讲述给她的,有一些是她亲眼见到的。总之,不容乐观。越是高档住宅区,教养缺失带来的负外部效应就越强烈。关键词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内容。我从网上找到自己的一篇旧作,转自“学术中国”,然后,又在“学术中国”看到我的一篇旧作,也贴在下面供诸友评论:

都市是一种教养

汪丁丁
 
  都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要求特定的教养。例如行走的姿势和风度,陌生人碰面时的眼神和谈吐,办公室伦理学和服装规范,有节制的抢行与有分寸的礼让,应对女性和男性的“局部知识”等等,依城市传统和区域文化的不同而有差异。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差异,根据常识,总要小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差异。

  我们在北大荒零下45度的水利工地抡大锤的时候,“四百米”集体宿舍里的“对骂”竞赛,几乎是每晚熄灯前必要的娱乐节目。白天最精彩的娱乐节目,就我记忆所及,大约是那些常常被故意挑起的情敌之间的“决斗”吧。尤其是,如果这些情敌来自不同的连队,那场面便会壮观起来,因为双方都有“暴民”助阵,挥舞着镰刀和铁锹——两种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武器,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期待着鲜血和荣耀……。

  来自北大荒的知识青年大可声称:北大荒也是一种教养。完全正确。与都市的“温文尔雅”教养传统形成反差,在北大荒的教养传统中,勇猛、忠诚、公正仗义,是最主要的品德。

  都市教养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经济资源的稀缺与配置稀缺资源的制度。在“公有制”的时代,我们住“筒子楼”,我们在同一间大厨房里做饭,我们在同一水池里洗衣,我们晒太阳在同一块空地上,我们挖空心思要把泡菜缸、废纸盒、烂拖鞋、以及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杂物摆放到公共过道上以便腾出由“私人产权”界定的室内空间。可以理解,我们不得不整日纠缠在筒子楼“公共领域”内极其错综复杂的人事矛盾里。别以为我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矛盾,亲爱的读者,上面描述的场景,来自我目睹的中科院宿舍1970年代后期那些可怜的研究人员们的日常生活。

  关于经济学家熟悉的“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大约只有两个概念是最重要的。其一叫做“免费搭车”——人们愿意分享这一公共领域所带来的便利和资源却不愿意分担保护和维持这一公共领域的秩序的义务;其二叫做“寻租”——人们愿意把公共领域的全部或一部分垄断为私己的并愿意为此支付一定的代价。

  根据休谟的判断,我们看上去“理性”的行为的极大部分,其实来自习惯。从小就生活在私有产权制度下的人们,习惯于把大部分领域——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看作私人领域,至少,看作是已经建立了良好的资源分享秩序的领域——典型如正在进行演出的歌剧院。所以,他们在走进“公共领域”时,出于习惯,与他们在走进别家的“私人领域”一样小心谨慎,稍遇异议便连声道歉。

  我的注意力突然被电视连续剧《上海人在东京》吸引——住在亚细亚外国语学校宿舍里的那群上海女孩儿,在服装店里大声喧哗,正引来日本顾客们的冷眼。我猜测,日本服装店里的空气的震动方式,是早就被良好界定了的公共领域,任何人在大声喧哗的时候都应当对其他顾客道歉。

  长期生活在公共领域里的人们,典型如我们中国人,绝不习惯对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表示尊重,我们喜欢北京人在纽约和上海人在东京的那副德行。我们喜欢把车直接停在餐馆路边的行人道上,哪怕刚好挡住了一群散步者,迫得他们从马路上绕行,又刚好在绕行时被一排驶入站台的公共汽车驱赶。我们喜欢骑车的时候迎风嗽出一口浓痰,再掉头把痰喷射到旁边两米外的草丛里,哪怕后面有一长串上班族都骑着车,笼罩在那口浓痰的飞沫中。我们喜欢在候车室和候诊室里不经别人同意就点上香烟,吞云吐雾,让吸“二手烟”的陌生人承受三倍以上的烟害。

  观点一:教养,必须融入我们的生活习惯,才不会如伪装的教养那样庸俗和招来嘲笑。这一观点几乎是我们的常识,但下面的观点则是经过多年论证之后才被学界——我是指社会学理论界——接受的(主要归功于Erving Goffman的论证),

  观点二:在各种可想象的场合,伪装的教养都比赤裸裸的无教养更有利于维护和弘扬人性。换句话说,我们宁可鼓励伪装出来的教养,并且期待着“伪装”,经过三代人的努力之后可以积淀为“习惯”,我们绝不应当鼓励赤裸裸的无教养。

  我愿意以类比方式表达上述观点的“都市”形式:(1)都市是一种教养,习惯于在公共领域里生活的人们,一开始只有靠了“伪装”,才有希望对私有产权表现出“习惯”了的尊重;(2)伪装了的都市教养,比赤裸裸的无教养更有利于都市文明的培育。所谓赤裸裸的无教养,表现在都市生活中,如上面说过的,以“免费搭车”和“寻租”为其主要形式。

  我十分讨厌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借助于我们社会里那些迅速变得无药可救地肤浅和惟利是图的大众传媒,为了刺激眼下“不景气的”经济而炮制的那些鼓吹“汽车文明”和单纯追求“中产阶级收入”的广告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肤浅和不知所云,是因为它们无视正泛滥在我们社会里的旧的“公共领域”里的行为习惯——几乎无处不在且因与权势群体结合而变得难以抑制的寻租行为,和无处不在且因市民社会的缺失而变得难以抑制的免费搭车行为。只要这种在长期“公有制”生活方式下形成的教养不被抑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所谓“汽车文明”和“中产阶级”就都是自欺欺人的妄论,都难免沦为权势群体寻租的工具和口号。

  上面的话被说出来,与根本不被说出来,其实是一样的结局。
 

车,也是一种教养

汪丁丁
  
法律和自由竞争的市场不是万能的,离开了道德意识的支持,它可能是失败的制度。

  一年前,我写了《都市是一种教养》,引来不少赞赏与或许数量更多的批评。后来,我上网拜读对我那篇文章的批评,发现大多是为汽车工业辩护的——在我的经济学家朋友们看来,汽车与住房是中国现阶段经济高速发展的两大“支柱”产业,委实不可以有任何形式的批评。

  我还记得,大约两年前,每天早晨,从这个小区的几十栋楼里走出来几百位老人,沿着宽敞的小区街道两侧,一边互相问候,一边舒展腰身,在笼罩宝山和黄龙洞的晨雾里漫步。这些老人以这样一种慢节奏的悠闲的生活方式平静地生活着,不断刷新着中国人口长寿的纪录。就说我楼下那位阿婆吧,她的5个子女都在北美或香港工作——阿婆说:“我不愿意去,他们也不愿意回来……因为把钱看得太重。”阿婆今年85岁,身体硬朗,喜欢帮助邻居和素不相识的路人,整天都在外面忙忙碌碌。昨天下午我出门,看到阿婆坐在楼前的台阶上读报纸,那副样子犹如小学生放了学还不愿意回家似的。

  现在,我住的这个小区已经基本上被灰色的水泥和冷酷的钢铁覆盖了。西方式的现代化,根据它那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在我们这个小区也不例外,成功地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宁静生活。我多次见到三两相扶的老人们,被野蛮穿越小区的汽车鸣笛驱赶到极端狭窄的道路两旁,几乎跌到树丛里。孩子们再也不能令人放心地在院子里戏耍,因为他们的生命还来不及养成对现代交通工具的警觉,随时可能被那些喜欢开快车穿越小区的人断送。

  据本地报纸披露,杭州市今年3月份各类交通事故比去年同期猛烈增长了1~3倍以上。考虑到杭州市的私人汽车数量正以同样的速率猛烈增长这一事实,读者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期可比的自行车和行人死亡率上升最快。事实上,根据我随手从北京国贸大厦一家航空公司办事处里拿回来的一份世界旅游刊物的报道,2003年全世界交通事故的20%左右发生在中国境内,而后者只不过保有全世界汽车总量的2%左右!

  都市是一种教养,车,也是一种教养。2004年4月30日,杭州市的交通警察沿着一条繁华街道罚款:凡不遵守最新发布的“遇斑马线必须减速行驶”法规者,处以200元以下罚款。截至当日傍晚,已经有超过百辆汽车被罚。

  与包括出租车在内的各种车辆相比,我最喜欢乘坐我在浙江大学的一位同事的车,虽然那车本身是很破旧的——在杭州和北京街道上行驶的私家车的“车龄”,如果做一统计回归,大致与车主的“驾龄”成正比。与充斥着杭州街道的那些火急火燎的豪华车的“暴发户”式的疾驶迥然不同,我那位同事保持着真正贵族的驾驶方式——不紧不慢,悠闲自在。当然,这样的方式也有风险,会招来鸣笛和咒骂,甚至以“阻碍交通”为由被罚款。

  开车的方式显出车主的教养,从停车的方式更容易看出车主的教养。下午在街头漫步,我常见到车主们争抢宝贵的泊位——小区的泊位早就满额了,没有买到泊位的车主只好抢占街口的位置。即便有合法停车位的车主们,也难免为车的各种安全问题操心劳神。我的一位邻居,刚刚结束了家庭内部的一场争吵——我住的楼,墙壁很薄,邻居家客厅里正常的对话尚且听得清清楚楚,何况是争吵呢。起因是主妇新买了一辆车,大约与另一邻居抢车位,发生过冲突,于是,新车的两侧车门都被刀子划过,需要支付500元修理费。妻子坚持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可是,这就意味着邻里之间要大打出手。丈夫和儿子百劝不止,对话便逐渐升级为争吵了。

  都市和汽车都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产物。哲学家告诉我们,技术“不思”,它没有思考能力,它必须掌握在有思考并且有德性的人类手里,才不会酿成灾难。当然,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普通的人不需要哲学家的帮助也明白这一基本的技术哲学原理。技术的含义是,它倾向于强化它的掌握者的能力,于是,相应地,它要求它的掌握者不断提升道德水平。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强调指出都市和车是教养,而不仅仅是经济组织方式和技术。

  我的经济学同行或许要争辩说:道德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自然养成的,故而无需担心。强权遇到强权,自然会建立规则并相互尊重权利。可惜,在汽车如何行驶这件事上,我论证过,强权法则的均衡结局将是大家都驾驶坦克甚至比坦克更“强权”的运输车辆。或者,借用一位左派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多年前的呼吁:为什么我们非要把自己变成“理性的傻瓜”呢?

  法律(所谓“第三方监督”机制)与自由竞争(可视为“第二方监督”机制)的市场绝不是万灵的制度,离开了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意识(即“第一方监督”机制)的支持,它们不仅不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还很可能是行之失败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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