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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书 幸福与经济学 补充贴出梁捷书评  

2007-04-19 09:34: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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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已涵盖足够广泛和深远,不再解释。前日去办公室,见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编辑钱敏寄来的书,其中一种,甚好,拟推荐给《财经》读者,先在这里介绍,是2003年在米兰的幸福与经济学国际会议的文集,Bruni and Porta,编辑,2005年英文本,2007年3月中译本,上海世纪集团版。初读译文,翻译质量尚可。第一篇“前言”尤其好。感谢华芳推荐,我去找到了梁捷那篇评论,虽提及黄有光的贡献,却没有提及森的更大贡献(以及因此而来的争议),贴在这里。此外,我的关键词有“幸福三说”,读完这本著作的读者会问:“第三说在哪儿?”对了,这是家庭作业。

按:这也许不能算一篇书评。只是我早上读完这本书的一点感受。记录在这里,谢谢送书给我的各位编辑老师。  
  
  研究幸福
  梁捷
  
   读到一本由意大利学者主编的关于“经济学与幸福”的书,似乎很自然。早在2000余年前,“幸福”这个主题就在罗马人塞内卡以及波爱修那里得到很好的阐释。当代有很多学者认为,对这个主题最有洞见的论述也是由一个几百年前意大利人写出,他的名字是维柯。
  《经济学与幸福》是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结集,我习惯根据作者名单来判断它的质量。苏黎世大学的弗雷(B.S.Frey)是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他研究“幸福经济学”的代表作最近刚被译成中文。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普拉格(Praag)教授则是近年来极活跃的学者,常被关心“经济学前沿”的年轻学生谈起。很意外的一点,我还在作者名单里看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女学者纳斯邦(Nussbaum)和英国的萨格登(Sugden)的名字,他们各自在政治哲学和制度经济学领域里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但这次参加“经济学与幸福”会议,显然带来不同的视角。在我看来,这个阵容堪称豪华。
  我另有一点观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心理所当然地位于美国,但美国经济学家极少对“幸福”这个题目发生兴趣。从这次参加会议的作者可以看出,很少有人来自美国,即使从美国来,他们的专业也往往不是经济学。
  “幸福经济学”的核心论题,当属所谓“幸福悖论”或者“Easterlin悖论”,即为什么人民收入提高了,幸福感没有提高?
  世界上人民自我感受最幸福的国家,不见得是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丹麦、荷兰人很幸福,波多黎各和墨西哥人一样地幸福。就说亚洲,日本的经济水平比菲律宾高很多,无论政治环境还是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都要高很多。但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菲律宾人远比日本人幸福。现在有一个命题经过各种实证检验已经几乎可以成为定论了,那就是,收入水平和幸福水平不相关。不是正相关,也不是负相关,而是不相关。
  “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得出一系列颠覆我们常识的结论。不妨列举几条,
  城市犯罪、暴力、流血对幸福水平的影响微不足道,至多高谋杀率对幸福有极轻微的影响。南美洲有大量罪恶之都,但这不影响那里居民们的快乐。
  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水平不相关。很多情况下,对有钱人的嫉妒乃至仇恨的感情不见得弥散在穷人当中,穷人也有穷人的快乐。
  经济萧条或者社会动荡对幸福水平影响极小。实证表明,人们会迅速从大萧条、大饥荒、大灾难中恢复过来,再大的短暂冲击,也很快成为过眼云烟。
  这些冲击都远比不上离婚或者丧偶对一个人的影响。大量调查分析发现,离婚或者丧偶的影响,至少在10年持续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幸福,挥之不去。
  对这些研究结论,学界内外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归结起来,两大问题,一是幸福的定义,一是幸福的计算。
  这本书标题里的幸福,原文是happiness,按照黄有光教授的看法似乎应翻成快乐。英文里还有well-being,welfare, eudaimonism,hedonism乃至以人名命名的epicurean等好多个词,各有微小的差别。若是追溯到希腊文的源头,则更莫衷一是,没有也很难有统一的译名。在“功利主义”思想史上,边沁多用happiness强调身体的享乐,小穆勒则用well-being强调有政治德性的善的快乐。
  苦行的人以苦为乐,利他的人以助人为乐;亚当.斯密强调“同情心”,以超然旁观者的身份体会别人的痛苦,亚里士多德则提倡“政治生活”,以追求勇气、公平、审慎的生活为最大幸福。早有一些学者提出更极端的例子,自杀者的幸福是什么?性虐者的幸福是什么?吸毒者的幸福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所需要涉及的领域大大超出了“幸福经济学”的范畴。总之,你有你的幸福,我也有我的。
  统计幸福程度,或者编纂幸福指数,也是一个引起极多争议的话题。幸福是否可以衡量,是否可以比较?每个人的见识、思考都不同,没有乘坐过豪华游艇的人不能想象那种幸福,没有经历妻离子散的人也无法体会那种痛苦。面对同样的事物,不同人的幸福判断完全不同。甚至有些学者指出,幸福偏好很多是天生禀赋决定的,也许一个人生下来就会比别人更多地感觉幸福,谁知道呢。
  即使我们放宽要求,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来研究,结果也会很不同。五十多年前,罗宾斯和萨缪尔森力主序数效用论,就是想找到一个替代的指标避开对人的效用的直接研究。普拉格有比较新的研究想法,试图通过对“家庭财政满意程度”这个指标的调查,间接地得出个人幸福指数。他反复论证了这个方法和各种直接调查方法结论的一致性,但学界对此仍是将信将疑。
  幸福是个人效用的产物,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进入个人效用,影响人的快乐。身体的快乐,精神的愉悦,政治美德,夫妻关系,社会交往,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等都是。幸福作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讨论永远不会终结,这本书只是抽出几支线头,让我们看到它的复杂性。至于它的社会意义,黄有光教授曾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研究幸福经济学,长期来看会提高我们的幸福水平。
  最后照例谈论一下本书的翻译。这本书所有人名都保持英文不译,即使是Plato或者Aristotle。这种变通减少了集体合作的失误,但给非专业读者带来一些不便。另外一个关键概念treadmill effect被译成“水车效应”,窃以为不妨翻译成“跑步机效应”,因为它是指经济水平提高了,但人民幸福水平并无改善,如同在跑步机上折腾了半天,发现自己还在原地。
  
  [意]路易吉诺.布鲁尼 皮尔.路易吉.波尔塔 主编:《经济学与幸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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