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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时代的智慧  

2007-11-12 08:04: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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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时代的智慧
《财经》学术顾问 汪丁丁《财经》杂志 总第197期  [2007-10-29]
 由于中国社会在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的重大转变,现在被归入“老人”的人的身心状态,与现在是“老老人”的身心状态有显著的差异。或许,这些“老人”——即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这一代人,将成为处境最尴尬的老年人群
 

由于中国社会在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的重大转变,现在被归入“老人”的人的身心状态,与现在是“老老人”的身心状态有显著的差异。或许,这些“老人”——即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这一代人,将成为处境最尴尬的老年人群

   
人口统计惯例,其实很难适应最近半个世纪由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而来的期望寿命的迅速提高。不论如何,按照统计惯例,中国有了大约2亿老年人。如果不遵循统计惯例呢?那么我们还很年轻,因为按照德鲁克的看法,人类在知识社会里的“劳动年龄”可延伸至80岁以上。
    所以,目前流行的话语里有所谓“老人”和“老老人”之称。前者特指60岁至80岁且仍有工作能力的老人,后者则指80岁以上的老人。当然,我们需要寻求“老年人就业”的中国方式。换句话说,我们正面临着远比青年人失业率高得多的老年劳动者失业率,而且老龄人口正以每年9%的速率增长——按照复率计算也就是每八年翻一番。
    在2007年公布的《浙江省城乡老年人口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中,记录着这样一些数据:(1)城镇有子女的老年人大约26%与子女同住;(2)农村有子女的老年人大约45%与子女同住;(3)在城镇老年人日常担忧的问题当中,“子女不孝”排在第五位,比例约为9%,作为对比,农村老年人对这一问题的担忧比例高达26%;(4)老年人对医疗费用的担忧,在城镇的比例约为32%,在农村约为48%;(5)老人对“无人照料”的担忧比例,城镇约为20%,农村约为32%。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高峰大约是在2010年至2025年之间。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老人赡养义务将主要由1980年出生的所谓“80后”这一代人承担。对这一代人来说,或许如他们自己承认的那样,每一次提及“家人”(父母亲和父母的父母亲),鼻子都会酸酸的,这是他们内心“最脆弱的一道防线”(2007年10月18日“浙江在线”网络版报道“一组数据带来的‘80后’感言”)。
    由于中国社会在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的重大转变,现在被归入“老人”的人的身心状态,与现在是“老老人”的身心状态有显著的差异。或许,这些“老人”——即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这一代人,将成为处境最尴尬的老年人群。他们承担着就业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以及影响着他们正常生活的其它重要方面的体制转型成本。他们既要赡养父母(所谓“老老人”),又要无限期地扶持(往往是“补贴”)自己的子女。与他们的幸运得多的父母相比,他们是“多子女家庭”的最后一代人,所以将来,或现在,能够赡养他们的只是他们的“不懂事”的独生子女。更有甚者,这一代人经历了建国以来的全部政治思想运动,不仅未能继承东方传统的修身养性之学,并且因苏联式的技术型教育而放弃了西方传统的人文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所说的这一代老年人,他们在物质生活、社会情感、精神修养,在幸福生活的这三大方面,都有一言难尽的苦衷。在2005年10月发表的《中国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与健康指数》“零点”调查报告表明,中国“老人”的健康指数低于“老老人”,主要原因在于,80岁以上的老人更懂得修养身性从而使自己保持内心宁静。
    1759年,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面这样告诫我们:人生的混乱与凄惨往往源于我们对一种永久状态与另一永久状态之间的差异给予了过高评价……无疑,这些状态或许值得我们羡慕,但从未达到如此程度以致能让我们为追求它们而违背了谨慎或正义的原则,或腐蚀了我们心灵未来的宁静——因我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断回忆或因我们犯下的可怕的非义而后悔。
    2006年,哈佛大学最受听众欢迎的心理学教授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在演说中引用了斯密的这一段文字,为的是支持他自己科学研究的最新结论:幸福并不是当我们所欲并获得所欲的时候发生的,恰恰相反,欲求并获得我们所欲的时候,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失望”而不是“幸福”。真正的幸福,是反省的或“综合的”(synthetic happiness),而不是本能的或“自然的”(natural happiness)。为获得综合的幸福,吉尔伯特说,我们不能受太强烈的野心驱使,也不能被太强烈的恐惧笼罩。
    关于市场经济,奈特教授在1942年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长期而言,在许多方面,倾向于是邪恶的(Frank Knight,“science,philosophy,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 52,no. 3,p. 253-274)。为什么呢?因为,正是借助于从每一个人内心激发出的贪婪,市场经济得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
    斯密和奈特的言论,以及吉尔伯特的综合幸福理论,对我们现在所沉迷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警示,让我们想要寻求某种根本性的出路以避免权力野心和物欲贪婪最终毁灭了我们的家庭和社会。这样一条出路,或许我们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才可能找到。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的“老人”的出路在哪里?
    对他们来说,现在询问出路或许已经太晚了。因为我们的子女教育和我们的社区教育存在的重大缺陷,又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医疗服务体制已经普遍地处于失序状态,所以,在最近的未来,我们的老人们已经无人或无处可以寻求他们所需的那些帮助。可是,或许为时未晚,如果我们的老人们尚可效仿比他们幸福许多的那些老老人们,修习心性之学,求得内心的宁静。在经济学家群体里,这一最初是由斯密指出的出路,我称之为“平庸时代的智慧”。
    如果你不同意斯密指出的这一出路,你可以指出更好的出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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