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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北京大学研究班新政治经济学第一讲 引论 第一部分  

2006-12-28 01:25: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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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录音整理稿,汪蓉发给我了,修订之后,我认为可于新年之前贴在这里,求讨论,免去等候出版的两年时间(不是出版社拖延,而是我修订书稿费时,我懒得整理自己以前的文字),并且为潜在的“愤青”式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解毒剂。所谓“愤青”式思维,可定义为“为急于突破生存困境而自然发生的只寻求以简单方案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我这篇引论的第一部分,我请我的具有“愤青”式思维方式的朋友们或潜在的论敌们回答著名的萧伯纳式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样了?”这问题在《子夜》的时代已经获得了极强的问题意识,却因我们社会的与普遍的消费主义相适应的普遍的健忘趋势,逐渐被当代青年遗忘了。

 

2006年秋季 北京大学 新政治经济学

第一讲:9月17日晚 (录音由汪蓉整理并由我校订)

汪丁丁

 

 

引论:新政治经济学的动机

 

这门课程,我在这里讲授了两年,效果不理想。这学期我打算改变讲法,先讲动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新政治经济学?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问题是1993年。当时还没有中国经济学家自己的学会和刊物,那年,我参加了上海三联书店举办的被称为“三联学派”的中国经济学年会。在那次会议上,我发言提倡以中国社会实践作为大背景,恢复或重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

提到中国社会实践,我们还是要回顾百年以来,几经波折的中国社会变迁史,我们还是要询问这样一个问题:皇权结束之后,传统的权威结束之后,我们怎样了呢?换句话说,“娜拉出走之后,怎样了?”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曾经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当然,使用强力是可以夺取政权的。后来呢?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吗?所以,我们还是在寻找。我们在寻找韦伯意义上的“发自内心的权威”,而不是仅仅以在强力为基础的“威权”。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权威,社会秩序便无法确立,社会便因此是无序的。发自内心的权威,我们知道,就是卢梭所谓“公意”,阿罗所谓“社会选择”,或布坎南所谓“公告选择”。

所以在皇权结束之后,可能的并且是可行的和可爱的——也就是我们的心灵所欲求的政治方案,究竟是什么呢?对王国维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可信的”未必是“可爱的”。尤其是当我们在我们的西方老师带给我们的各种可选方案中选择时,我们更常表现出一种“若可信与可爱相冲突时宁愿要可爱的而放弃可信的”倾向。

百年以来,特别是皇权结束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非常重要并且非常智慧的思想家。那么,这些先贤们怎样解决上述的社会选择问题呢?清末改革,基本的解决方案可以归入“君主立宪”这一类。民国初年,社会解决方案五花八门,大致而言,可归为两类,其一可称为“文化运动”——试图寻求国民性的改善以及与这一改善相适应的制度演化,其二可称为“军事运动”——试图借助强力使社会转换到良性循环而非恶性循环的演化路径上去。此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方案,例如所谓“实业救国论”。这些方案之所以是临时性的,因为对于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它们绝不是充分的,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它们往往不得不演变为前两种更基本的社会运动。后来,我们民族的生存问题在日本入侵时期变得格外严峻,一切运动都让位于军事的运动,它似乎兼有着“救亡”与“启蒙”双重功能,也因此,它吸引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

今天的社会主题,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启蒙”这一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启蒙,兼有“反思启蒙”的主题。不论如何,我们面对的社会主题与以往百年志士仁人面对的“救亡”主题,有了本质性的差异。

将来写历史的人,或许同意这样一个判断: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思想繁荣期只有两段——民国初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

这两段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都有重要和出色的表现。首先,他们最早并且最自觉地把西方世界介绍给中国。其次,他们深入地反思和批判了西方世界及其问题。第三,在中西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许多视野广阔的解决方案。

在共性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分析这两段思想繁荣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差异。大致而言,我把这些差异概况为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清末民初至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多为传统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和传统社会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意识尚处于传统的决定性影响之下,故而难以对西方传统保持开放的敏感性和深刻的洞察力。在其后几十年的思想政治运动中,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所产生的影响,几经涤荡,已经很难称为“决定性的”了。相比而言,“改革开放”之后留学回国的这一批知识分子,至少在知识结构和表层意识中,是更西方化了的,而不是传统中国文化的。

我们注意到,首先,这些更西方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在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扩散过程中,享有更大的话语权力,从而在制度创新方面或许更有所为。其次,与此同时,他们比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少道德承当,从而在参与制度创新时更倾向于采取“照搬西方”和“拿来主义”这样一种便捷的思维方式。这样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使我称之为“启蒙及其派生问题”的那些派生问题,在今天,变得格外严重,或正在变得严重起来。

以上回顾,是我自己的看法,不具客观性和权威性,只算是这一讲的“引论”,它的目的是要引导我们注意“启蒙”及其派生问题的讨论。因为,旨在“救亡”的“军事运动”不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导。取而代之的,如上述,是旨在“启蒙”的“文化运动”和诸种新发生的旨在应付启蒙的派生问题的各种运动。所谓“派生问题”,绝不意味着它们可以被忽视。恰好相反,我觉得启蒙虽是首要的,但若无视启蒙的派生问题,则启蒙带来的收益很容易被它的派生问题带来的损害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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