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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医疗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2006-12-19 19:25: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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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似乎发表在《IT经理世界》了吧,记不清。反正,没有足够篇幅论证我的主要观点,只当作这一议题的“引言”:

教育与医疗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汪丁丁

 

      市场制度的“短视”特征,也是它与其他制度相比而言的优越之处在于:它为一切可以定价的事物提供竞争性的价格,它忽视一切不可定价的事物的重要性。

      那些不可定价的事物,例如“灵魂”与“信仰”,必须依靠市场制度之外的社会建构,才得以存在。一个嵌入在健康社会里的市场制度,在许多方面受到那一健康社会的协调与约束。靠了康德宣称的那种可与苍穹星空交相辉映的道德律令,吉尼被封装在魔瓶里——它的神奇力量来源于人类的贪婪本性。

      奈特在“人类本性与世界民主”一文中曾概括人类社会的基本协调方式为三种:其一曰“习俗”,其二曰“威权”,其三曰“共识”(F. Knight,1944,“human nature and world democrac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49,no. 5,pp. 408-420)。

      共识,是以每一社会成员的“个性”为前提的。“和不同”而谓之“大同”,没有“不同”,无从有“大同”。达成共识,就是“和不同”。阿罗援引奈特上文并进一步论证,达成共识的途径,不外两条。其一曰“市场经济”又可称为“个人选择”,其二曰“民主政治”又可称为“社会选择”(K.J. Arrow,《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Yale University Press,1951)。

      一个社会的公共政策,是否更多明智而较少愚蠢,完全取决于该社会所承袭了的社会选择机制的性质。而最容易发生严重问题的,是那些正从传统的习俗社会与威权社会向着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它们的社会选择机制处于转型期——既有现代社会的理性特征又有传统社会的非理性特征。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尤其在最近的十年里,越来越明显地具有把“社会”嵌入到“市场”之内的倾向。这一倾向,早由社会理论家们指出过,是一种病态的倾向,称为“市场型社会”——即试图为一切事物定价的社会(参阅:J. Lie,1991,“embedding Polanyi’s market society”,《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vol. 34,no. 2,pp. 219-235)。

      在一个市场型社会里,尤其是当这一社会处于廉价劳动力驱动的发展阶段时,劳动力要素能够获得的价格,只反映劳动力的最短期的所谓“边际产出率”,这一价格往往不能补偿劳动力在培养期和在衰老期内的费用。

      劳动力的培养,经济学家称之为“教育”(包括“在职培训”)。劳动力的维护,经济学家称之为“医疗”。最短视的市场,只能为成熟劳动力定价,它不会考虑这一要素价格是否足够支付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让我借用马克思的语言,为这一“病态社会”作一更具情感色彩的描述:资本家每天早晨打开工厂大门,从等候在那里的“失业大军”当中挑选最合用的劳动力。后者“自由得一无所有”,被心甘情愿地带到“血汗流水线”旁,成为工业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最后,当他们的血汗被榨干之后,就从工厂大门里无条件释放给“社会”,不附加任何“社会保障”条款。

      病态社会里的厂商,可以短视到非常愚蠢的程度。例如,最近这一次汽油调价之后,北京的出租车公司巨头们,变相取消了出租车司机们享有的油价补贴,把出租车价格提高了20%,极大减少了出租车消费者的需求,以致这一掠夺政策刚刚出台不足一月,已有大批出租车司机提前结束或违约结束“租车合同”。

      类似地,只不过原理更加复杂,病态社会里的学校和医院,可以短视到非常愚蠢的程度,以致在它们的掠夺政策的盘剥之下,社会对教育服务的需求和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迅速萎缩,最终导致这两大领域内的“市场崩溃”。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开始遇到世界市场饱和、人口老龄化、环境资源耗尽这三类长期因素的制约。受到这些制约,通常,一个健康社会迫切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已经不再“廉价”和“过剩”的劳动力转化为充足的“资本存量”——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从而能够维持老龄化社会足够高的人均收入水平。

      可惜,上述的“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内,始终未能引起中国经济政策制订者的充分注意。今天,这一被长期忽视了的基本问题,如同任何被忽视了的自然规律一样,开始惩罚中国的经济发展。例如,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和因此发生的廉价劳动力工资普遍上涨15%,对那些短视的厂商几乎是致命打击。

又例如,能够满足社会真实需求的教育服务的严重短缺,一方面未能把农村流向城市的简单劳动力转化为熟练工人,另一方面诱发了“大学扩招”以来最严重的大学生失业问题。

最后,在迅速老龄化的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和医疗服务已经成为引发普遍焦虑的核心议题。由此引发的风险和冲突,使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转移到非医疗部门。

不难推测,在这样一个病态社会里,教育与医疗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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